上海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在上海生活着的是一群怎样的人？

《花样年华》中摇曳的旗袍与昏暗的灯光，《繁花》里觥筹交错与吴侬软语，网络笑谈中东方明珠化身防御扫射塔......这些是“霓虹灯下”的上海，是消费主义与流行叙事偏爱的浮华侧影。

然而，对于在这座城市谋生的人们而言，他们的故事在霓虹灯外。城市史学者卢汉超的经典著作《霓虹灯外》自2004年首版，于二十年多后当下再版，这本书聚焦中下阶层的“土上海”：在弄堂里为生计奔忙的小业主、拉着黄包车穿梭于租界边界的苏北车夫、蜗居阁楼却仍努力维持体面的小职员......通过微观叙事讲述100年前上海第一次城市化中的“打工人”的哀乐与梦想。

本期《如此城市》live与书评人唐骋华、城市观察者佟鑫在群岛书店Books重读《霓虹灯外》。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上海从何而来？被忽略的日常，如何塑造这座城市？关于居住、社区、身份认同的诸多困惑与追寻，何以在寻常的附近找到遥远而真切的回响。

——个体记忆拼凑“霓虹灯外”的城市角落

唐骋华：我十几年前第一次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冲击和亲切。因为我是在上海南市区石库门弄堂里长大的，朋友们常开玩笑说我们是“南市遗民”。这种成长经历让我对上海的感知，和张爱玲笔下那种“灯红酒绿”的上海形象，是完全不匹配的。所以，当读到卢汉超老师这本书时，我感觉他写的人力车夫、棚户区居民、小业主就是我和我身边的人，或者是我在弄堂里听长辈们讲过的故事。他把以前被遮蔽的叙事、不一样的上海或者说上海的另一面呈现出来了。

同时也和我们熟悉的另一种叙事很不一样，比如夏衍笔下《包身工》那种充满痛苦、压迫的上海图景。书中的人物肯定也有艰苦的部分，但他们同样是在努力地、有生气地生活着。重新翻阅这次新版，包括卢老师的新序，我读得很快，因为对书里描绘的场景太熟悉了，好像一下子就能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里。它是一本能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不一样、更立体、更真实的上海的书。

夏衍《包身工》

佟鑫：“上海学”的热潮在欧美也有几十年热度，但这本书能两次再版，很能说明了它的分量。我是2007年来到上海的。大概半年后，我搬到了梧桐区，在巨鹿路的新村里租了一个亭子间。木心先生说“住过亭子间，大概就能算个典型的上海文人了”。那一年，我亲身感受了书中描绘的那种上海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后来有一本很火的书叫《九路口》，它描绘的街区生态，和这本书里写的很像，但这本书更像是它的前史——早了差不多二十年。

所以这次看新版，我有种“三部曲”的感受：一是2007年初来上海，通过阅读一系列关于上海的书，寻找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定位和未来想象的心情；二是同事在2018年书籍第一次再版时采访卢汉超老师，当时大家就希望通过这本书重新理解上海；第三次是现在，2026年我们再一次谈论它。这至少说明，谈论上海，谈论自己跟这个城市的关系，永远会是一个火热的话题。

——上海居大不易：“混居”与城市化人口

如此城市：回顾书中19世纪中后期上海所经历的第一波城市化，再结合更近期的城市化，包括里弄这种居住形态在内，土地、住房和人在两次转变有什么共鸣之处？

唐骋华：我个人经历就是上海城市化的一小段注脚。我住过十几年的旧式里弄，从在里弄住到十几岁，到后来搬到彭浦新村。看窗外的农田在几年间变成楼房，这种沧海桑田和自己经历结合的感觉很奇妙，和今天最大的对比是当时人跟人之间的缝隙很小。

放学后，所有小孩就在弄堂的天井里疯玩。一到傍晚，各家窗口就会传来喊吃饭的声音，小孩们一哄而散，弄堂瞬间就安静下来。夏天晚上，大家又聚在一起乘风凉。邻里间谁家有什么事，比如夫妻吵架、哪个小孩调皮，前一天晚上发生，第二天整个弄堂就都知道了。借个酱油、第二天还上，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当然也有矛盾，居住方面没有独立卫生间、面积也小，但当时作为孩子并没觉得。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和对门的邻居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后来因工作采访过仍住在类似环境的人，他们父子住上下铺，房间不过十来平米。前几年陪朋友去看最原始的工人新村，那种破败也让我很震惊。

尽管会怀念过去的那种人情味，但说实话，我也不愿再回去住那种条件的地方了，也不用去神化或美化那种艰苦的居住条件本身。

佟鑫：对于来上海的外地人，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住哪儿。我租房经历算丰富的，最早住工人新村和亭子间，到90年代的商品房、单位房，最近几年又搬到了愚园路附近的工人新村。小区名由几个门牌号连成，每次点外卖都得写一长串导航。房东说这是80年代几家单位凑钱给员工建的，后来又有置换，结果就在愚园路这一带，形成老洋房、里弄、新旧公房“插花”混居状态。你可以根据需求、经济和出行，去选择住在哪里。对外地人来说，是探索上海很好的方法。

唐骋华：卢汉超提到，上海迎来的第一波房地产开发热潮是在19世纪中后期。当时小刀会起义，大量人口涌入，但英、法租界的开发商投机心理很重，为快速出租获利而大量建造廉价、粗糙的房子。我甚至看过一个材料，有人劝一位英国商人应该把房子造好一点，考虑长期经营。

那位商人的回答是：“我就想捞一票就走，然后暴富回英国养老。”当时很多情况确实如此。

当然，后来随着上海经济整体发展，大家有了长期预期，愿意在这里扎根了，房子也就越建越好。随着中产阶级的形成，出现了根据他们需求设计的新式里弄，以及为更富裕人群建造的花园洋房，这些居住条件就好很多了。

如此城市：沪上著名中医陈存仁在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提到一个细节，房地产市场起来后，但凡有点关系和钱的人，都在想办法去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顶”下一座住房。

唐骋华：是的。而且上海还有个特殊情况，按《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真正的所有权，这可能也助长了早期投机心态。后来情况才慢慢规范。像法租界的西区（今静安寺、南京西路一带），当时是有完整规划的，是照着巴黎的样子来建。有些楼房的样式是巴黎设计的，连地板、窗户的材料都可能从法国运来，就是想复刻“小巴黎”，至今还留有那种风情。

——人力车夫与西装舞会：普通人与城市的相处之道

佟鑫：看这本书时，我立刻想到“也人”工作室之前出版的《苏北人在上海》。挺巧的，我先后为这两本书都写过推荐和报道。后来一查，发现它们原来都收录在2004年那套“上海史研究译丛”里。这种微观日常的视角，或者说学界关注点的某种同频，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如此城市：《苏北人在上海》讲的是苏北移民，关注到他们多担任“黄包车”（人力车夫），是解决3英里内的短途出行。像今天的滴滴司机一样，是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群体。

唐骋华：我小时候在里弄里就接触过拉过黄包车的老先生。他是苏北人，收入在当时算中下，而且“吃青春饭”，年纪大了就拉不动了，之后可能失业或回老家。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老先生告诉我：“不要看我们白天在那边拉车很辛苦，但是晚上我们也是穿西装打领带，去舞场‘蹦擦擦’（跳舞）。”每个人不都是刻板的愁眉苦脸，他们有着丰富的面相。

“蹦擦擦”的人群。AI生成

当时的苏北移民，像《沉默的皖北》和《被牺牲的“局部”》里写的，常因家乡水患逃荒来上海，第一份工往往就是拉车这类底层活。但这至少是个起点，能活下来，命运比留家乡或许还好些。而且，今天看人力车夫，门槛低、辛苦，有点像现在的滴滴司机或骑手，当然现在条件好得多。但关键区别在于，当时苏北移民“只能”做这个。他们很难进工厂，工厂主多是江南人。优先雇同乡，这就形成了基于地域的职业隔离。

这是社会资本和人际网络的差异，当时来到上海的管道地域性极强。如果你是宁波人，同乡网络可能带你进入中上职业；但如果你是苏北人，同乡网络能介绍的，基本就是人力车夫、修脚、基层服务这类工作。这和今天的情况很不同。今天一个大学毕业生来上海，可以更自由地求职，社会资本更多来自学校、学历，而非严格的地域。

而且这行内部也有分化，比如有专为大户人家服务的包车司机。行业规则也严，有牌照限制，车少人多，车夫得“做一休一”轮流拉；还有区域限制，比如英租界的车不能进法租界运营，你再能跑，到边界也得停下换车，不能跨区抢生意。

佟鑫：我读这部分时，其实挺有感触。毕竟人力车夫这个行当已经消失了，我们该怎么在阅读时找到现实感？卢汉超老师在前言里提到，近年来历史研究越来越“关注个体命运”，这是一个重要趋势。我和这本书的译者段炼老师聊过，他说现在看这种写法也许不稀奇，但在当时（2004年出版时）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在更早的上海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宏大结构、抽象概念，例如“上海性”；而卢老师反过来看。现在大家很关心书里每个具体的人命运如何、如何选择。这让我觉得，当年这些人力车夫进入上海这个光怪陆离、日新月异的大都市，每天如何适应、学习、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状态其实和今天任何一个来上海工作、生活、打拼的人，是相似的。不管你是来工作、学习还是经商，无论收入高低，你都是通过职业选择、住在哪里、业余时间做什么，去慢慢找到自己跟这个大都市的关系。这种寻找城市定位的状态，是跨越时代的。

——当水网演变为路网：城市的道路肌理与记忆

如此城市：《九路口》调查了今天长乐路一带的商业生态，发现100年来小范围内的业态布局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霓虹灯外》同样提到上海是当时中国社区商业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唐骋华：和北京对比，上海给我最深的感受是路的宽度和路网的密度。北京的马路宽，加上护栏后，过马路要绕很远甚至走天桥，人自然就不愿意上去，导致马路两边的社区商业很难繁荣，走起来会觉得无聊。但在上海，特别是中环以内，你可以一直走，半小时、一小时也不觉得累，身边总有东西可看。上海原本是江南水乡，水网密布。租界开发时，采取了“填河筑路”的方式。河填掉了，但道路的肌理依然像水网一样密集、蜿蜒。这种密集的路网天生就适合步行和骑行，自然滋养了沿街商业的繁荣。除非大规模的整体拆迁改造，否则这种生态就会顽强地延续下去。

佟鑫：我前段时间听朋友讲了个事。他父母从市中心拆迁到松江、嘉定后，原来的弄堂邻居虽然被分散了，但大家约定每月固定聚一次，轮流做东吃饭。对父母那辈来说，这是每月最重要的事。朋友说，他跟着去发现，其实每次聊的内容都差不多，但“聊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人还在”。这就像书里记录的，大家心里都希望那个温馨、方便、有人情味、有记忆的上海还存在，但现实中，我们往往无法让它真实存续，或负担得起（选择不起）那样的生活，这是今天城市面临的问题。每个人就在这种繁荣中，自己寻找安身立命的方法。

书里提到老虎灶（热水店）还能洗澡，我挺惊讶。来上海后，我还去过好几个澡堂（上海叫“混堂”）洗澡，甚至在苏州河边还能看到。这和我们东北的洗澡习惯很像，在典型的南方城市并不常见。但这恰恰说明，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工人阶级城市，集体生活和社会形态是真实存在过的。从当时到现在，一个半世纪过去，站在今天看上海，这城市有那么多的剧烈动荡，有点像是在黑白照片里看一张未来的彩色照片。大量的东西已经远去了，但这种日新月异变化往往不是个人或小群体的选择，而是一股更宏大的发展力量在推动。

——“超级生活半径"之下的大都市生活

如此城市：这就引出了生活半径的话题。从外卖跑腿、生鲜配送的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到以高铁为网络的城际流动，这种“超级生活半径”似乎是中国城市化不同于欧洲美国日本的显著特点。

唐骋华：根本上，上海的居住生态变了。八九十年代，上海的市中心是绵密的弄堂，日常消费支撑各种小店，现在则是小区化。以前老上海弄堂的生活，就像《繁花》里那种无限铺展、自然交融的状态，现在的生活则被虹吸到万达、印象城等大型商场。现在我要出去逛，我就发现四周非常荒凉，如果要带小孩就只能去大商场，里面的店铺各种各样。同时，这种多样你是有预期的，肯定有星巴克、麦当劳、瑞幸，几个快消品牌一定有的，三四楼男女装店有的。最多一个IP算是新鲜的，这种丰富度远远低于那种水网密布的模式。现在的市区内环建筑还在，但人也已经很少了，有种卡夫卡式的荒凉感。

这种市区感在新小区里可能看不到，但在闵行这类原拆原建小区还有。晚饭后总有老人在路口聊天，甚至有一次，按老风俗在小区里办了一场简短的丧葬仪式。这让我感觉，远离市中心，反而重温了儿时的社区场景。

佟鑫：每年春节前后，总有很多门店关闭或换地方，看起来是经营不善。实际上，年初，各个甲方，包括二房东、集团或者政府，会根据新一年的目标、政策，把一些经营不错但不符合新方向的小店清出去。这看似是“市场规律”，但与书里那种由真实、细碎的社区需求自然生长出来的商业逻辑，是矛盾的。

王晓明教授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化的著名学者，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书中基于“小街区、密路网”的、充满人情味和小店商业的上海街区秩序，在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城市化中，并没有被延续下来，而是被连锁商业和大型超市所替代。作为媒体人，我们能做的就是观察和记录每个人的命运。比如，在郊区遇到从市中心拆迁过去的老人，问他们“从哪儿拆过来的？”“为什么选这儿？”“添了多少钱？”，他们的记忆和选择，又构成了另一种城市变迁的个体叙事。

——编织生活的经纬：潜流、碰撞与城市的塑造

唐骋华：读卢老师的书，再结合我的研究，我觉得上海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有一种无声但极其坚韧的力量。即使是在1949年后，在“消费型城市”被批判、试图将上海改造为“生产型城市”的年代（20世纪50—70年代），这种追求也从未真正消失。上海人还是能在各种缝隙中，顽强地维持某种生活的精致和体面。书法家白谦慎老师告诉我，他1972、1973年在上海，居然还有跟老先生学书法的小圈子，同时期还有练小提琴、听西洋音乐的圈子。只要管束一松，这些东西就全冒出来了。社会学家赵鼎新老师也回忆，70年代初他到上海出差，发现上海人穿着就很潮，和别处不一样，大家会想方设法把有限的布料做得好看、体面。经济困难时期很流行“假领子”（节约领），外面套上外套，看上去就像穿了件完整衬衫。我父亲就有一件。

我十年前采访过安庆东路（上海最后几个老虎灶之一）的一位老先生。他住在只有七八平米、直不起腰的亭子间，家境窘迫。但他在外面接受采访时，穿了一身打理得很好的棕色皮夹克，戴着鸭舌帽，远看像个“老克勒”（指讲究的上海老绅士），你完全看不出他真实的居住条件。

“老虎灶”与“老克勒” 。AI生成

佟鑫：上海的开埠史和150年来的历程，层次非常特殊。卢汉超试图从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深层结构中去理解，这种角力碰撞如何塑造了城市的肌理，又如何反过来影响生活于其中的人与社会。就我的观察来说，不能轻易地将上海的经验等同于中国的普遍模式，或认为中国城市都会朝这个方向演变。相反，应当更深入地进入上海具体的历史情境，考察是哪些人、在哪些区域、通过哪些事件，共同推动了城市的变迁；再将上海与其他城市的经历进行比较，才能发现其中哪些是相似的文化与社会动力，又在哪些关键节点上走向了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