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匠、塑匠等工匠是古代敦煌石窟艺术的创造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为敦煌石窟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敦煌石窟中留下的大量壁画和塑像足以证明当时的工匠人数之多、水平之高。

众多的工匠默默无闻地创造了大量精美的艺术品，但只在少数洞窟中留下了寥寥无几的题名，如莫高窟初唐第322窟“社人节度押衙知画匠录事潘……”，莫高窟盛唐第129窟“施主男节度押衙知左右厢绘画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安存立永充一心供养”，榆林窟五代第32窟“画匠弟子李圆心一心供养”等。

在一些洞窟的壁画中也绘有当年画匠、塑匠的形象。莫高窟北周第296窟窟顶北披的《福田经变》中，绘有正在建造的一座小佛堂，佛堂四周围有栏循，佛堂前后两面各有一身穿短裤的画工正一手端着装有涂料的碗，一手绘壁画。

又如莫高窟五代第72窟南壁刘萨诃因缘变中，高大的佛像前搭起三层脚手架，有工匠数人缘梯而上，在木架上安装佛头，塑匠、画匠正在对佛像补塑和敷彩，这幅图再现了当年工匠们塑造大型佛像时的场景。

再如莫高窟元代第465窟东壁门南，绘一画匠，裸上身，腰束着短裙，右膝曲蹲，左膝跪地。地上有一方形盘物，旁侧有一钵；画匠左手压住方形盘状物，右手执笔为书写状，似乎在绘制曼陀罗坛城。

古代敦煌地区特别注重对画匠、塑匠等工匠的培养，如五代、北宋时期，曹氏家族统治敦煌瓜、沙二州，曹氏政权仿效中原王朝设置了隶属于官府的“画院”，培养相关人才，并有专人负责开窟造像。据莫高窟、榆林窟中的画工题记以及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等相关史料可知，曹氏画院规模庞大、门类齐全、分工很细。当时的工匠有“打窟人”“石匠”“泥匠”“绘匠”“塑匠”“书手”“木匠”“画匠”等，还有很多杂役和管理者。仅画匠细分就有“知画手”“都画匠”“绘画手”“画院使”“雕版押衙”等。由此可见，敦煌石窟艺术的创造需要很多专业的工匠共同完成，大家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了敦煌石窟的营建。

开凿一个石窟大概的程序是：先由打窟人按一定的形制在崖壁上开凿出洞窟，然后由泥匠或土匠用泥抹平凹凸不平的洞窟四壁和顶部。窟内的墙面平整以后，由灰匠在泥壁上涂一层白灰。接下来就由画匠在墙上开始绘制壁画（先起稿，再敷彩上色，再勾定型线和提神线）。壁画绘制完毕，由书手在壁画上书写榜题文字。在绘制壁画的同时，塑匠也开始塑像。洞窟内的彩绘塑像完成后，木匠还要在石窟前修建窟檐或殿堂。修建一个洞窟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甚至十几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古代敦煌的工匠队伍中还有两类特殊身份的工匠：一类是僧侣，他们也会从事石窟的建造。在敦煌，僧侣参加劳动是比较普遍的事，他们除从事农业劳动外，也参加开窟造像，因此敦煌僧侣中出现了很多有一定技能的画匠、塑匠。另一类是官家、贵族子弟或已在军政部门为官者，他们也从事工匠劳作，如当时担任归义军“左神武统军长使兼御史中丞”的张延锷，他亲自“敬心写画”图文并茂的佛经。又如948一949年，在外地为官的节度小吏安某及家人重修莫高窟第129窟时，从事画窟的是其长子安存立、女婿张弘恩二人，二人也都在归义军内担任一定职务。这些人参与建窟的事实说明，写经、绘画、造窟等行为在当时是一种信念坚定的社会性活动。

来源：甘肃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