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的最后一天，同伴们都去了老佛爷百货购物。这里几乎是许多中国游客的必到之地，灯火辉煌，人潮汹涌。

我一条裤子穿十几年的人，没有什么购物的需求，于是打了一辆车，穿过塞纳河左岸，去往先贤祠。

我去那里，是为了拜谒两位先哲：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更准确地说，是为了看卢梭。

我对卢梭的理解，其实经历过一段相当曲折的过程。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读朱学勤先生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那本书中，他认为卢梭式的道德政治理想，在某种意义上为法国大革命的狂热提供了思想燃料。

后来又读王元化先生的《清园静思录》。王先生说卢梭是一位极难理解的思想家，很多人甚至觉得《社会契约论》像一本天书。

再后来读到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那里，卢梭又被视为某种极权主义思想的先声之一。

这样一些阅读叠加在一起，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卢梭始终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的历史地位我当然知道，但情感上却始终难以亲近。

真正改变我看法，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那时我已经开始带研究生，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精读约翰·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讲义》。

读到罗尔斯讨论卢梭的部分，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过去很可能一直是在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方式理解他。

罗尔斯指出，卢梭真正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在一个由自由而平等的人组成的社会中，如何建立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秩序。

这正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问题。

在卢梭看来，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本来是自由而大体平等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土地的占有以及权力结构的形成，人和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不平等。

这个过程，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作了极富想象力的描述。他甚至用一句戏剧性的语言来刻画文明社会的开端：第一个圈出一块土地并说“这是我的”，而又有人相信了他，文明社会就由此开始了。

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的叙述，而是一种思想实验，它试图说明的只有一点：不平等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制度性的。

如果不平等是制度造成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安排，既能够维持社会秩序，又不至于摧毁人的自由和平等？

《社会契约论》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卢梭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的观念：主权属于人民。

在他之前，欧洲政治思想的主流传统——从让·博丹到托马斯·霍布斯——都倾向于把主权理解为集中于君主身上的最高权力。

卢梭却把这个逻辑彻底颠倒过来。他认为，主权不属于国王，而属于人民整体；政府不过是人民委托出来的执行机构，而不是主权本身。

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形成政治共同体，而法律则是人民共同意志的表达。当人服从法律的时候，并不是在服从某个外在的权威，而是在服从自己作为公民所参与形成的公共意志。

用罗尔斯的语言来说，卢梭试图证明一件事情：一个人既可以是自由的，同时又可以服从法律。

因为如果法律是“我们自己制定的”，那么服从法律，其实就是在服从我们自己。这种思想后来成为现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

当然，卢梭的思想并不是没有危险。如果“公意”被理解为某种绝对正确的意志，那么任何不同意见都可能被视为对人民的背叛。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借用了这样的语言，这也正是波普尔等人对卢梭保持警惕的原因。

但如果从卢梭自身的问题意识来看，他真正试图解决的并不是如何建立一种压倒个人的政治权威，而是如何让自由和平等在政治秩序中同时成立。

走进先贤祠的时候，里面很安静。在地下墓室里，伏尔泰和卢梭分别安放在两侧。法国人把这两位思想家安葬在这里，其实颇具象征意味：伏尔泰象征启蒙的理性，而卢梭则象征平等与人民主权的政治想象。

站在卢梭的棺椁前，我注意到上面雕刻着一支火炬。

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一个比喻：在人类思想史上，卢梭有点像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把火从天上带到了人间。这团火，就是平等的观念。

在他之前，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几乎都默认人类天然是不平等的：有人生来统治，有人生来服从。而卢梭却第一次如此坚定地宣称，人是自由而平等的。从那以后，这个观念就再也没有从人类历史中消失。

当然，卢梭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私生活在后世一直饱受争议，例如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育婴院等行为，常常被人诟病。但如果从精神气质上看，他却是一个极其真诚的人。很少有思想家像他那样，如此坦率地暴露自己的内心。

他写下的自传性作品——《忏悔录》《对话：卢梭评判让-雅克》以及《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几乎把自己的灵魂摊开给读者观看。在思想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既脆弱又坦白。

当我从先贤祠出来的时候，巴黎的天气出奇地好。天空湛蓝，阳光落在广场的石地上，空气清澈而明亮。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也许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

在离开巴黎之前，我特地来看了他一眼。

不是为了朝圣，只是想向一位改变了人类政治想象力的人，默默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