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3月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千年危崖 一盏心灯——记百岁敦煌文物保护者孙儒僴》的报道。

飞天乐舞，菩萨低眉，绚烂的敦煌令无数学者痴迷于此、皓首穷经。而孙儒僴献给敦煌的礼物，却如大漠的颜色，悄然融入千年的风沙与光阴之中。

百岁的他鹤发童颜、儒雅风趣，自称“老孙”，网名“白胡老头”。自20世纪40年代从天府之国来到大漠敦煌，他终其一生“危崖千窟游”。他曾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首任所长，负责的加固工程让荒废约400年的莫高窟告别了坍塌的风险。

百年一世纪。用其丈量时代，可谓风云激荡、沧海桑田。但若去丈量人生志业，未完心愿竟又太多。好在，一代代人点燃心灯，接续传承，火光不灭。

在莫高窟邂逅“印象派”

1925年冬，孙儒僴出生在四川成都附近的一个乡绅家庭。父亲一生积善，母亲小楷写得好，哥哥爱画山水，姐姐会弹风琴。

“家里和睦温馨，常常弹琴奏乐、歌声不停。家乡有条清澈见底的河，周围绿树葱茏，我时常想起这条河。”一开口，孙儒僴还是浓重的乡音。

如今他住在甘肃兰州。房子不算新，但很干净，阳光洒进来，屋里亮亮堂堂。家里种了很多花，挂了很多画。墙上还挂着他填的词《诉衷情》，一手隶书古朴流畅：当年万里苦追求，相伴赴沙州。宕泉坎坷寻梦，危崖千窟游……

短短几句词，凝练了他的敦煌人生。

孙儒僴在抗战烽火中度过了求学生涯，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毕业后，又在重庆当了一年技术员。1947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常书鸿前往四川艺专，为这个成立仅3年的新机构招募人才，并指定要一名学建筑的人才。得知这一消息，这位看过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的青年，决定去闯荡一番。

从天府之国到大漠敦煌，迢迢四千多里路，孙儒僴与同伴辗转各类交通工具，花了整整25天。一路树木寥寥，越走越荒凉。经过一个叫“甜水井”的地方，他掬起一捧水尝了尝，又苦又涩。

1947年9月，孙儒僴历经艰难、抵达敦煌，眼前黄沙漫漫、戈壁寂寂。次日天蒙蒙亮，他迫不及待地去看洞窟，想揭开一路的悬念——莫高窟究竟长什么样子。

那时的莫高窟满目疮痍。从崖顶飞泻而下的流沙磨蚀着这座千年艺术宝库，积沙甚至高达四五米，封堵了部分窟门。

几乎没有窟外栈道，上洞窟要靠蜈蚣梯爬上去，从墙壁穿孔而行。孙儒僴从一个窟穿进另一个窟，仿佛穿越历史的殿堂。“墙壁上画满了佛、菩萨等形象，都是白眼睛、白鼻梁。我不禁纳闷，这不是欧洲印象派的画吗？可是敦煌一千多年前就开窟了啊！”

作为研究所第一位建筑专业人才，孙儒僴很快忙活了起来，开始测绘木结构窟檐，临摹壁画中的古建筑。“莫高窟唐宋时期的5个窟檐，我都做了测量，把窟檐本身和窟檐上留存的彩绘画下来，并标注了部件名称。有学者认为这是珍贵的资料。”

那时的日子很清苦。天旱风沙卷，住土房，喝碱水。临摹的毛笔秃了，就拿小刀削尖再用，连颜料也是自制的。这些年轻人还要薅草、割麦子、喂牲口。

孙儒僴（前排右二）与同事们坐在牛车上（资料照片）。受访者供图

“我们不讲工作时间，白天搞业务，晚上点油灯练习线描。冬天很冷，从洞窟搞完测绘回来，手冻得通红，晚上整个人蜷进被子里，只露出鼻子通气。我学着用羊毛捻线，用筷子削成的签子织袜子。到了周末晚上，大家围炉谈笑，有时一起唱歌，很温馨。”孙儒僴回忆。

一生一事

行走莫高窟，九层楼巍然挺立。若非留意，很难关注到由细小砾石筑成的洞窟外立面。它与环境浑然一体，摸上去有些粗砺。这项半个多世纪前的工程，让莫高窟告别了坍塌的风险。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石窟加固。如今，工程看起来朴朴素素，不喧宾夺主。”孙儒僴说。

敦煌壁画令人惊叹。但在孙儒僴眼里，其貌不扬的石窟建筑同样意义重大。“壁画塑像的载体是石窟，石窟一垮，什么都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敦煌随丝路兴衰。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古人在鸣沙山的崖壁上，陆续开凿出密如蜂巢的洞窟。但自明代嘉峪关闭关后，莫高窟渐渐损毁坍塌、屡遭破坏偷盗。

新中国成立后，修缮窟檐、封护破碎岩体等一系列工作在莫高窟开展。1956年，孙儒僴同国家文物局派出的专家一道，在莫高窟首次开展试验性加固工程。

“石柱支顶危岩，再由石灰砂浆砌筑。工程是可逆的，在施工中我们也是这样严格实施的。”孙儒僴说，当时他不仅要设计方案，还要参与施工。

1963年，加固工程全面启动。运用现代工程技术对石窟进行保护加固，并无先例可循。经过反复商讨，工程计划采取“用支顶结构支撑危岩、用重力挡墙防止岩体坍塌、刷除突出悬崖的危石”等方法。

孙儒僴担任甲方代表，还代理过监理工程师。“我天天往洞子上跑，没有节假日，把浑身的力气都用上了。”

面对千年瑰宝，工程科学审慎推进。在率先施工的工点，当完成前期工作、准备砌筑挡墙时，孙儒僴在一处隐蔽位置发现，作为基础的岩体有一条纵向裂隙。

“工程当即停工。正面挖探发现，加固工程的基础正坐落在一块已经断裂的错落岩体上。经研究，施工人员采取了加固措施。相似的地质问题，后来也出现了，并得到及时解决。”他回忆。

在施工过程中，孙儒僴有意识地保留了一些古代遗址。

“比如第427窟的宋代窟檐，古代也有挑出来的木质栈道，父亲特意保留了这一块。现在从下层洞窟抬头看，就能看到。”孙儒僴的女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孙毅华说，一些因为施工原因无法保留的，便将壁画整体揭取，待挡墙修完后进行回贴。

工程考虑了完整性、协调性。如加固过程中，工程封闭了早年为了通行在洞窟上凿穿的孔洞。墙面抹上砂浆，再撒上砾石，看起来就有了和当地岩体相似的质感。

从1963年至1966年，历时3年多，在几乎不通路、不通电的条件下，莫高窟崖体加固的三期工程基本完工。加固崖面全长576米，涉及350余个洞窟，占当时莫高窟洞窟总数的70%以上。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这次大规模加固，让濒临坍塌的洞窟脱离险境，是确保莫高窟长期保存的关键措施。

多年来，孙儒僴仍持续思考：如今有了新技术、新材料，加固工程能否做得再好一些？

基于温度、湿度、光照、异味气体等长期观测数据，孙儒僴积极开展壁画保护研究。他在1985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富有前瞻性地提及预防性保护的思路，“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壁画保护的预防治理，是应该提到日程上的科研课题”。

从1947年抵达大漠至2005年结束返聘，孙儒僴在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岗位上工作了近60年。20世纪80年代以前，敦煌研究院几乎所有的建筑都由孙儒僴设计并参与施工。此外，他还参与了榆林窟、西千佛洞、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的部分保护工作。

“孙儒僴先生倾尽一生守护敦煌，为敦煌石窟以及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程亮说。

在深耕石窟保护实践的同时，孙儒僴还致力于敦煌石窟建筑艺术研究，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等专著。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敦煌石窟建筑研究的诸多空白，也为敦煌石窟建筑研究及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苏伯民说。

“活化石”

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初创者之一，孙儒僴几乎见证了莫高窟从看守式保护、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的全部历程。历经时间长河的涤荡，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已成珍贵历史。

2003年起，孙儒僴把敦煌研究院早年发展的点点滴滴撰写成文。“莫高窟的牌坊是哪里来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的聘书是什么样子？我就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写下来。不写，以后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莫高窟第17窟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1900年，这里石破天惊，出土数万件文物，“国际显学”敦煌学也由此发轫。如今来到第17窟，眼前是一身作禅修状的僧人塑像。人们不禁发问，他是谁？

“这身塑像是敦煌高僧洪辩。但在藏经洞发现时，里面并没有塑像。这是1956年搞加固工程时，从第362窟迁到这里的。”孙儒僴说。

第17窟初建时是敦煌高僧洪辩的纪念堂，他曾助力张议潮收复敦煌及河西地区。公元11世纪初叶，或因战乱等原因，大量文物秘藏此窟，被封存了约900年。

第362窟位于藏经洞所在的三层楼附近，是一个相对简陋的小禅窟，没有壁画。这与身姿端正、目光炯炯的精美塑像相比，并不匹配。

“常书鸿所长提示，那可能是洪辩像。可以趁着有工程架板，把塑像放回藏经洞。”孙儒僴回忆。通过对第17窟告身碑、塑像内部舍利子、洞窟空间结构等的分析，他们认为，这身塑像为第17窟主人洪辩的真身像，藏经洞封闭时可能因所藏经卷太多迁出了塑像。

多年来，学界普遍接受这一观点。如今，洪辩像与身后壁画里的菩提树、侍者形成完整的风貌。

大牌坊是莫高窟另一处标志性景观。要进入莫高窟窟区，首先得经过这座庄重质朴、飞檐翘角的牌坊。牌坊匾额东面是“石室宝藏”，西面是“三危揽胜”，夕阳西下时，更显古韵。

“大牌坊本来在敦煌县城。1958年县城扩建街道，计划拆除牌坊。常书鸿所长得知此事，建议将牌坊迁建至莫高窟。我是迁建的具体经办人，拆迁时对木构件都进行了编号，以方便复建。”孙儒僴说。

据他回忆，1959年牌坊复建时，位置定在了莫高窟旁的宕泉河畔，与小牌坊遥相呼应。为了防止地基沉陷，牌坊中间的大柱下面还打了若干根木桩，台基被抬高了四五十厘米。原牌坊匾额内容不合适，新匾额是郭沫若题写的。

“大牌坊迁建到这里60多年了，千年石窟的环境也今非昔比。我作为一个老莫高窟人，感到十分欣慰。”孙儒僴说。

“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孙儒僴是个可爱达观的老头儿。

“我摸过‘阎王’的鼻子，化疗后成了‘和尚头’，肚子也差不多掏空啦。但‘阎王’不收我，我就得出去活动活动。”他笑着谈起曾两次罹患癌症的经历。

62岁时，他学习《许国璋英语》，考了100分。73岁时，他买电脑，学“智能ABC”输入法，与编辑发邮件沟通书稿。81岁时，他与妻子、画家李其琼一道，游历中原、考察文物，在五台山南禅寺发现一处和敦煌很相似的壁画。90多岁时，他活跃在“朋友圈”。再后来，眼睛、耳朵都不好了，他就在家大声背诵《唐诗三百首》。

在孙毅华的印象里，父亲一直是个热爱生活、不因循守旧、喜欢新鲜事物的人。

“20世纪50年代，父亲就买了照相机。他在简陋的屋子里把电灯泡涂成红色，充当暗室洗照片。他不仅给家人同事拍照，还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工作资料。60年代，父亲买来时髦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莫高窟交通困难、信息闭塞，收音机能收听新闻、音乐、戏曲和少儿节目，带给我们的快乐是可想而知的。”孙毅华说。

这样看，孙儒僴的人生似乎很平顺。但事实并非如此。

时代巨浪翻腾，他的命运波折起伏。但最后，他还是选择回到敦煌，成为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我们最好的年华——30岁到50岁，就这么晃荡过去了。流逝的年华是没办法追回的，我和李其琼被浪费的是黄金年华，可惜啊！”孙儒僴长长一叹。

像是一场与时间的角力。在精力最旺盛的中青年时期，他们走得艰辛，逐渐老去时又一点点追回被浪费的时光。孙毅华说，父亲主要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退休后完成的，母亲退休后也从未放下画笔，直到生命的尽头……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说，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是莫高窟人的宿命。这也是孙儒僴的遗憾。三个子女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过早地挑起了人生的重担，儿子甚至因幼年遭遇风寒落下病根，刚退休就去世了。

“虽然孙老师吃了半辈子苦，献了青春献子孙，但他对敦煌的奉献没有减少一丝一毫，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马德说。

1983年10月，年近60岁的孙儒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一位入党的老知识分子。“我见证了他入党宣誓的那个晚上。十几名老党员整齐地站在后面，孙老师激情澎湃，热泪盈眶，在党支部书记的引领下一字一句读完誓词。这个场景的感染力之强，让我一直记忆犹新。”马德说。

对于人、对于事，孙儒僴总是保持一种清醒的宽容。“我始终保持着宽容的心态，这样才能活到这个岁数。如果不把那些遭遇甩掉，而是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就会成为一种毒素。没有人一生不犯错误，宽容别人就是宽容自己。”

点燃心灯

2012年，李其琼去世。“老伴，老来的伴，也是我的一半。失去了一半，我的伤感是一时的，孤独却是永远的。”孙儒僴说。

这是2017年8月29日拍摄的孙儒僴（右）与李其琼照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张玉洁 摄

李其琼是公认的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画家之一。两人是四川艺专的同班同学，因不喜建筑，她又退学考上了重庆西南美专的西画系。

如果没有孙儒僴寄出的一封信，她恐怕不会远赴敦煌。信是这样写的：流沙对莫高窟的侵蚀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它的瑰丽与神秘有一天可能会消失，而我就是要让它消失得慢一些……

1952年4月20日，两人在敦煌办了一个简约的婚礼。土炕、土桌子、土凳子便是新家。婚后，两人很快投入工作。李其琼常常在洞窟从清晨临摹到午后。

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是一场与时间比耐心的漫长守望。对画家而言，创作就是生命。但敦煌的画家却放下珍贵的创作机会，终其一生甘于寂寞、对壁临摹，跨越千年时空，与创造敦煌的、无名而伟大的工匠产生深深共鸣。

在一篇早年的文章中，李其琼这样写道：既要忍受“平沙莽莽黄入天”的荒凉寂寞，又要抵御“风头如刀面如割”的三九严寒，但“有一颗热爱敦煌文物艺术事业的心，只要进洞画画，面对祖国优秀的艺术遗产，不仅得到了一种艺术享受，更重要的是使人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因而将一切困难都置之度外”。

在整理遗物时，孙儒僴发现了她收集的资料、做练习的小画片等。2014年，敦煌研究院汇集这些材料，举办了《心灯——李其琼先生纪念展》。

在展览开幕式上，孙儒僴说：“光照千秋的敦煌艺术，如火炬般点燃了李其琼的心灯。这盏心灯照着她去追求探索，照着她走过艰难险阻，也照亮了她艺术的一生。”

这何尝不是孙儒僴的内心独白？敦煌文化又何尝不是因一代代人的真爱而延续千年、永葆青春？

孙儒僴绘制的莫高窟一景。受访者供图

2025年底，当代莫高窟人给老先生过了个百岁生日。孙儒僴的一句话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尽管我的一生非常坎坷，但我从没有后悔过。”

“这是老一代莫高窟人最坚定的决心、最真实的写照。”苏伯民说，他们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靠着一支笔、一根皮尺等简单设备开展了大量工作，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更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下来了精神力量，唤起了更多人保护敦煌的心愿和信念。

当天下午，建筑历史、遗产保护、文物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还围绕“敦煌石窟建筑保护”召开了一场学术会议，共同探讨石窟建筑保护的理论、方法与未来方向。

孙儒僴对莫高窟建筑的关注与研究，也激发了青年学者的热爱。在他曾工作的保护研究所，一批“80后”“90后”建立了建筑规划研究室，继承与拓展他所开创的研究方向。

这是孙老尚未完成的“敦煌之梦”，也是青年一代新的梦想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