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七月的气候闷热得让人发昏。吕文扬站在牛车水的老店屋里，电扇吱呀呀地转着，将他额前的几缕头发吹起来又落下去。他面前摆着一只藤编的篮子，里头码着二十来颗青黄色的果子，表皮上还有几道褐色的疤痕，像是被什么虫子爬过。

“非洲芒果。”他用新加坡腔的华语说，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楚，“从喀麦隆运来的。”

店里没有旁人。货架上空空荡荡的，只有角落里堆着几只落满灰的纸箱。这间店屋是他父亲留下的，从前卖过橡胶、卖过香料，后来什么也不卖了，就空着。吕文扬从非洲回来后，把门打开，重新做了块招牌，用红漆写了四个字：非洲芒果。

他取出一颗芒果，用刀切开。果肉是橙黄色的，汁水流到砧板上，黏稠稠的。他切下一小块，递给我。我放进嘴里，酸，带着一点涩，而后是一股奇异的甜，从舌根慢慢泛上来。

“当地人管这个叫‘bush mango’，”他说，“不能直接吃，要泡水，或者做酱。我试过很多种方法，最后发现，就这么生吃，最能尝出它的味道。”

吕文扬在非洲待了十一年。起初在利比里亚做木材生意，后来去了喀麦隆，又去了加蓬。他说他见过雨季的丛林，见过大象踩过的香蕉林，见过村庄里的女人用木槌捣一种硬邦邦的果子，那就是非洲芒果的核。她们把核砸开，取出里面的仁，晒干，磨成粉，煮成糊，给孩子吃。

“那东西能让人不饿。”他说。

他带回来一包那样的粉末，用塑料袋装着，放在柜台下面。我让他拿出来看看。粉末是灰褐色的，有一股淡淡的油脂气味。

“这东西，”他顿了顿，“在那边叫‘奇迹果’。吃了以后，一整天都不想吃饭。”

他没有再说下去。电扇还在转，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店门外有人走过，脚步声渐渐远了。

我问他，这芒果怎么卖。

“五块钱一颗。”他说。

他又切开一颗，递给我一牙。这回的酸味更重了，涩味也更重，但那之后的甜，比上一颗更浓，浓得几乎发苦。

“这一批只剩下这些了。”他指了指篮子，“卖完就没有了。”

他不再说话，只是慢慢地切着芒果，把切好的牙片整齐地码在一只白瓷盘里。阳光从门缝里钻进来，落在他手背上，照出几道深深浅浅的皱纹。

我买了两颗。他用一张旧报纸包好，递给我。

“回去放两天，等皮皱了再吃。”他说，“那时候最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