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藏大臣，全称钦差驻藏办事大臣，又称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是清朝中央政府为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而设立的职务。该职位始于雍正五年（1727），直到1912年结束，历时一百八十五年，见证了清政府与西藏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互动。

驻藏大臣的设立，不仅是清朝加强西藏管理的重要举措，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清朝入主中原之始，西藏事务便一直在朝廷的关注之下，尤其是西藏的宗教和政治领导人物——达赖喇嘛，对于蒙古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早在顺治年间，清朝便对达赖喇嘛加以特殊待遇，致力于笼络蒙古王公的支持。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亲赴北京觐见顺治皇帝，顺治不仅赐予其极高的礼遇，还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这使得达赖喇嘛成为了所领天下释教的最高宗教领袖。此举不仅显示了清朝对西藏宗教的尊重，同时也为稳定与蒙古关系，巩固政权地位提供了支撑。

不过，西藏的局势始终未曾平稳。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蒙古部入侵西藏，推翻了当地贵族政权，进一步动摇了西藏的政治稳定。此时的清朝，已成功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有了足够的实力来直接介入西藏事务。在震慑准噶尔并恢复西藏秩序的过程中，清朝展开了两次大规模的征战，最终驱逐了准噶尔的入侵者，西藏重新回到了清朝的直接管理之下。

然而，西藏政局依然不稳，准噶尔势力虽被赶走，但地方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始终不断。为了彻底稳定局势，清朝决定派遣官员直接干预西藏政治。雍正五年（1727），清廷派遣内阁学士僧格和都统马喇前往西藏，开始直接掌控西藏事务。此时，西藏已因权力争斗爆发叛乱，甚至有贵族试图寻求准噶尔的援助，威胁到达赖喇嘛的地位。面对动荡的局势，清政府决定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派遣驻藏大臣开始行使钦差大臣的职权。

驻藏大臣的设立，初衷便是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行政管理，防备准噶尔的再次骚扰，并确保达赖喇嘛的安全与稳定。然而，驻藏大臣的权限并不完全，地方政权依旧由清朝册封的藏王负责。作为首任驻藏大臣，僧格和马喇肩负着防备准噶尔的任务，并负责监管西藏的地方事务。

乾隆年间，随着准噶尔与清朝关系的缓和，驻藏清军逐渐撤出，驻藏大臣的职权亦有所减弱。但在乾隆十二年（1747），颇罗鼐去世后，西藏政局再次出现不稳局面。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清廷决定增派驻藏大臣，确保西藏的政治稳定。此时，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将共同管理西藏事务。

然而，乾隆对驻藏大臣的权力并未放松，反而给予了其更大的决策权。驻藏大臣虽未直接干预藏政，但却在重大问题上拥有了决断权。随着时间推移，西藏政局再次陷入困局。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的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谋杀了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触发了大规模的叛乱。清朝决定废除郡王制度，重新增强驻藏大臣的职权，从而确保了西藏的稳定。

此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主持西藏政务，但实际上，驻藏大臣的权力远超达赖和班禅。乾隆通过发布《西藏善后章程》加强了驻藏大臣的职权，使其不仅能参与藏政，还能有权干预地方事务。随着《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出台，驻藏大臣的职权达到了巅峰，全面掌控了西藏的政治、宗教、军事和财政事务。

此时，达赖和班禅已不再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力，他们的权力被驻藏大臣有效架空。驻藏大臣不仅在藏政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还能任命地方官员，掌控西藏的军事力量，甚至在面对外来威胁时，拥有调动军队的权力。

经过清朝数代的治理，西藏的稳定逐渐得到巩固。然而，随着乾隆末年廓尔喀的两次入侵，西藏的政治局面再次动荡，清廷不得不加大对驻藏大臣权力的扶持。1793年，乾隆发布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驻藏大臣对西藏的总揽权力，标志着驻藏大臣对西藏的统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一时期，驻藏大臣的权力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其对于西藏政治、宗教、军事等事务的掌控，使得达赖和班禅的影响力日渐减弱，西藏的地方势力逐渐受到中央的制约。

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不断变化的。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驻藏大臣的制度最终走向终结。1912年，驻藏大臣李莲英因西藏局势动荡而离开西藏，驻藏大臣制度宣告终结，标志着清朝在西藏的直接统治结束。尽管如此，驻藏大臣制度在维护西藏的稳定与国家统一方面，仍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