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从康杰毕业，揣着录取通知书离乡时，流水席与我不过是童年远处飘来的一缕油腻腻的、混杂着柴火与炖肉的气味，模糊得很。后来在克拉玛依油田，天地是另一种阔大与粗粝，退休前那里没有流水席。直至退休，像一只倦飞的鸟，循着旧年的踪迹落回晋南这片老枝，流水席真真切切地一桌一桌、一巡一巡，在我渐趋平缓的生命河床上，重新铺展开来。铺开的，又何止是菜肴？

冬日吃席，冷！

记忆总先被凛冽唤醒。晋南的冬，干冷的分量，沉甸甸地压着人的肩胛骨。赴这样的席，需得全副披挂臃肿的棉衣和厚重的皮毛靴子，围巾裹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看路的眼。席棚是简陋的，四野的风寻着缝隙钻进来，与桌上渐失热气的碗盏结成同盟。举箸间，指尖一会儿便冻得僵红，夹起的丸子、酥肉，须得赶紧送入口中，那一点温乎气，从喉头落到胃里，像投下一颗小小的、暖不热身的石子。一场席吃下来，脚是冰的，脊背是冰的，连鼻息都凝着白霜。那份“冻透了”的扎实感，竟比席上任何一道大菜的滋味，还要来得深刻而顽固。离乡的岁月里，偶在异乡的暖气房中回想，那冷，反倒成了一种奇异的、关于故乡的“体感认证”。

大同的席，是垒起来的。

后来去大同，吃侄子的回门宴，见识了雁北的豪横。那已不是“上菜”，简直是“筑城”。一盘盘，一碗碗，多是扎实的肉食：堆成小山的酱肘子，油亮颤巍巍的扒肉条，整只的烧鸡，大块的羊排……它们不由分说地占领桌面，层层加码。最初的惊叹过后，便是无从下手的惶惑。待到后半程，新菜依然昂首挺胸地端上来，压在旧肴之上，宴席便成了巍峨的、冷热交叠的“菜肴之塔”。筷子在塔间巡梭，竟生出些攻城略地般的疲乏。亲家的热忱与体面，都垒在这惊人的分量里了，沉甸甸的，让人心里暖，更让人胃里沉。那是一种近乎慷慨的“给予”的仪式，不问你需不需要，只宣示着主家所能付出的极限。

然而，最让我长久思忖的，还是散席时分，故乡亲朋那“倾囊”携带的举动。

起初是颇讶异的。宴毕，人声未散，便见婶子大娘们，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各色的塑料袋、保鲜盒，神色自若地将盘中未尽的菜肴半条鱼，几块扣肉，一堆炸糕…仔细地拨拢进去。馒头、花卷，用纸巾一包，揣进怀里。瓜子糖果，更是不能落下，抓上一大把，塞进随身的小布兜。顷刻间，杯盘狼藉的桌面，可食之物被搜罗一空。他们做得那样坦然，那样熟练，仿佛这是流水席乐章里最后一个理所当然的音符。

我立在渐渐空荡的席棚边，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地拎着那些鼓囊囊的袋子，脸上带着一种满足的、安心的神情，互相道别，走入暮色或晨曦里。晚风拂来，我忽然打了个细微的颤。这并非冬日那种透骨的冷，也非饱餐后的滞重，而是一种被暖流裹挟后，却又触到其深处某种坚硬核实的、复杂的悸动。

我明白了。这流水席，吃的从来不只是眼前的热闹，更是“过后”的日子。那连汤带水的折箩，是明日晌午炉火上一煨便得的一餐实惠；那白面的馍馍，是孩子放学后垫饥的零嘴；几颗干枣，一把花生，能在闲坐时咂摸许久。他们带走的，是热量，是滋味，是主家慷慨的余泽，更是将一场盛大的、集中的“仪式”，耐心地分解、拉长，编织进未来平凡甚至琐碎的时日里去的生活智慧。这是匮乏年代传承下来的、对食物最深沉的敬惜，也是农耕血脉里，将任何一点“盈余”都妥善安放、不容浪费的本能。他们的日子，是细水长流的，故而连宴席的欢腾与丰足，也要想办法让它“流”得更长远些。

而我呢？离乡太久，习惯了每一餐饭都界限分明，结束了，便结束了。我的生活，是段落的，章节式的。他们的生活，却是连绵的，如地里的庄稼，一茬接着一茬，宴席的肥力，也要仔细埋回土壤中去。

又是一年冬，赴一场邻家的白事席。风寒如旧，我依旧裹得严实。看着满桌熟悉的菜肴，看着散席时那熟悉不过的“搜罗”场景，我不再讶异。

我终于懂得，流水席的“流水”，不止是宾客的川流不息，更是这日子里，那份丰沛的、流动的温情与生计，从主家的锅灶，流向亲朋的碗盏，再流向明日、后日的灶台与餐桌，涓滴不舍，绵延不绝。

大家带走的，不再只是一盒甜饭，是这流水席真正想教会游子的，关于这片土地如何吞咽苦难、如何珍藏喜悦、又如何将每一个欢腾的时刻，都变成细水长流的日子里，一颗可以回味的、温暖的盐。（赵琴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