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第一次欧洲自由行奉献给了都柏林。或许是因为叶芝（W.B.Yeats）？大学毕业前的那段时间，怀着满满离愁别绪的我偶遇了叶芝的诗《当你老了》，立刻爱上了，认真抄录在日记本上。之后更多地了解了他的颇具革命色彩的生涯和他与战友之间一见钟情、一厢情愿、落花流水般的爱情，倍感唏嘘。多年后母亲病重，我们开始准备后事，兄长希望我能写一篇悼词。责无旁贷，成文文稿中除了简述母亲生平，略加修改后我附上了这首诗，并在葬礼上诵读。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应该是相当罕见的。我很自豪，母亲也应该很自豪。再后来这首诗被谱曲传唱全国，而我对它已经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

但都说都柏林是乔伊斯（Joyce）的，就像伊斯坦布尔是帕穆克的、巴黎是普鲁斯特的、北平是老舍的。一个从未读过《尤利西斯》（都说很难读呀）还自诩“文青”的人选择都柏林，似乎有点忐忑。还好因为签证原因（顺便说一句，爱尔兰签证审批耗时之久远超过往经验）错过夏天——托每年6月16日的“布卢姆日”的荣光，都柏林的夏天几乎成为全球乔伊斯爱好者欢聚的季节——借着国庆+中秋的长假，我错峰出行了。行前顺手把刚购置的唐纳德·基恩的《石川啄木》放入行囊中，只因最近对石川的短歌产生了兴趣。

入乡随俗 先逛酒吧

尚未进入晚秋，都柏林还是深浅不一的绿色当家，让人想起那句戏言：爱尔兰人的血液都是绿色的。小小的城市最适宜city walk, 步行去往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路上，但见那一排相对矮小的道旁树却已满树金黄，零星绿色夹杂其中，让它们显得特别灵动，简直是上好的“发财树”模板。降水丰富也是爱尔兰特色，再加上那几天适逢台风Amy过境，更是雨水涟涟。不同的是，大部分时间这雨并不大，点点滴滴地颇温柔，穿一件连帽防水服足矣，所以我的雨伞竟然根本没用上。雨水停歇间隙，阳光透过云层播洒下来，小城立刻就显得灿烂明媚。阳光所到之处，那一处处健力士（Guinness）、嘉士伯（Carlsberg）啤酒和酒吧的招牌分外耀眼——可不是，都柏林/爱尔兰更加让人熟知的是它的啤酒呀！

三一学院的老图书馆

酒店楼下的酒吧

恍然醒悟这一点之后，到本地酒吧走一趟成了当务之急，乔伊斯被抛在脑后了。不必在街头看花眼，更不必去Temple Bar（下图）凑热闹，酒店楼下就有一家，紫罗兰色、明黄色和深绿色的搭配让它甚是惹眼。傍晚时分雨还下着，雨棚下站一群人，或端着酒杯或举着酒瓶，围着啤酒桶样圆型小桌有说有笑，看上去人人都特别开心；从敞开的门看进去，墙上的大屏幕正播放着球赛，人们一对对一丛丛地或看或聊或饮，怡然自得。几番犹豫之后，我走进去，坐在吧台前，在年轻酒保的推荐下，要了一杯分量最小的黑啤。不知该干些什么，只能伪装成球迷“专注”地看着眼前的大屏幕。酒保问：card or cash（刷卡还是现金）？我回答：cash。看我没有进一步动作，小伙子看着我犹犹豫豫进退两难。我有点尴尬并恼火，对他说：别担心，我要在这里呆一会儿呢，不会逃单。（后来听懂行的朋友讲，在吧台消费需要随时结账，跟在座位上点菜不一样。我恍然大悟。对不起了小伙计。）

英超联赛激战正酣，屏幕上红蓝人影交错，利物浦输给了切尔西。现场球迷们有喝彩有叹息但并不喧闹，而我旁边的小情侣交头接耳，看上去对比赛和比分并不在意。到底有点尬是不是，在这灯红酒绿的Irish Bar？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一杯酒下肚，叫过酒保结账，我仓皇离去。还是寻觅乔伊斯为妙。

不期而遇的巧合

开始寻觅乔伊斯的这一天，台风Amy刚刚过境，西爱一片狼藉，都柏林所在的东爱也是风雨交加。早餐之后，雨势有所减弱但依然不小，窗外不知名的大树剧烈地摇晃着，树下的行人裹着雨衣步履匆匆。看看地图，去距离市区较远的“乔伊斯塔”恐怕有点问题，我还是在市区寻访吧。第一站选择了利菲河上（River Liffy）的乔伊斯桥。这条都柏林的母亲河像彩带一样从西飘到东，将城市划分为南城和北城，乔伊斯桥在河上游地带，与更加知名的“半便士桥”“奥康尼尔大桥”以及“萨摩尔-贝克特大桥”（也是一位获诺奖的大作家）相比显得离群索居。

迎着凄风冷雨乘坐绿线轻轨，在手机导航下，找到那里并不艰难，只是我有点疑惑，眼前这座普普通通的白色双拱形钢拉索桥就是乔伊斯桥吗（上图）？不远处那座蓝色的桥甚至显得更亮丽一些呢，称之为乔伊斯桥可能更合适。在桥上走过又返回，大雨和冷湿的裤管熄灭了寻找标识的热情，我冲进桥边的Spar超市。买咖啡的时候顺便向小伙计打听：门前这是乔伊斯桥吗？小伙子一头雾水，旁边顾客也摇头表示不晓得。有点失落，杞人忧天般地担心起乔伊斯在都柏林的地位。在手机上查找一番，确定就是它无疑，非常“年轻”，建于2003年。

幸运的是，雨很快变小了。我起身继续寻觅，第二站选定乔伊斯中心（The James Joyce Center，下图），在北城。浅蓝色大门、对称雕花门柱和半圆形窗户一如都柏林老街上其他五彩缤纷的“乔治亚式门”，非常吸睛，淡雅中透露出几分稚气，仿佛暗示着身为作家都应终身保持的“童心”。当班的大男孩一副羞涩学生模样，湿哒哒的骑行服搭在椅背上，正被烧得旺旺的壁炉烘烤，以礼帽和圆眼镜为标志的两幅小型乔伊斯标志性画像放在壁炉之上。交了7欧元门票钱，我上楼了。静悄悄的一座三层小楼，加上我前后不过五个参观者。

二楼的两间屋子，一个是讲坛，摆满椅子；一个空荡荡的，四周墙面上挂满一圈装帧精良的画框，略看了一下，应该是选择《尤利西斯》中的标志性段落对小说进行介绍。粗略走了下，我惭愧地退出。

但，且慢，在三楼，我看到了什么？

迎面的小屋里正在进行一个特展：Bloom, Haihu, and the Turning of the Peace （布卢姆、俳句和走向平静）。俳句？这么巧吗？我随身携带着《石川啄木》，他是日本现代短歌大师——短歌和俳句，在我看来基本是一回事儿，都是三行小诗。它们和《尤利西斯》什么关系？我顿时从落寞中振作起来。

策展人是爱尔兰艺术家Nickle Hayden, 在她眼里，《尤利西斯》主人公布卢姆是个安静平和的人，当世界变得喧闹分裂的时候，他愿意为别人预留空间，倾听、观察，释放着小小的但持久的善意，这种处世方式使他获得内心的平静，也促成人们以更平和的途径达成相互理解；正因如此，俳句成为与布卢姆精神最相得益彰的艺术形式——它短小精炼，注重描写瞬间情感思虑，从自然万物和日常点滴中提取保持内心安宁的“电光石火”；布卢姆和俳句都让我们明白，宁静内心源自日常生活中的耐心、接纳和专注……我细细地咀嚼着这些话。

屋子里摆放着两个“转轮”（wheels）样器具（上图）,分别展示英语俳句和盛放参观者现场写就的俳句。带着不期而遇的兴奋，我坐下来，在雨后初晴的窗前快速“创作”了一首三行小诗，像存钱一样投入轮子肚腹中。

我和乔伊斯、布卢姆的距离仿佛一下子缩短了，这份亲近感让随后的参观鲜活起来，我甚至又返回二楼再次浏览了墙上的那些文字和图片。

《尤利西斯》的主体部分在法国写就并出版，三楼的另一个房间复制了乔伊斯巴黎公寓的卧室（上图）。窄小的单人床上堆放着卧具、几页书稿和一个老式皮箱，想那皮箱里一定保存着已经完成的手稿，像生命一样珍贵。门口的衣柜抽屉半开，悬挂着两件小衣服，应该是他和诺拉的两个孩子的……狭小的空间里蕴满了旧日气息。

雨水退去，大朵白云在天空中迅速游移，阳光所到之处不仅明媚而且耀眼。走出乔伊斯中心，我给自己打气：既然看上去杂乱无章的“意识流”与我并不陌生的俳句/短歌有如此相似的地方，对《尤利西斯》的畏难程度是不是该降低了？我几乎要立刻下单购买了。

又一个巧遇

下一站该去哪里呢？看地图“都柏林作家博物馆”也在左近，但手机信息告诉我，上世纪末这家博物馆就关闭了。失去了目标，我索性信步漫游。周六的街道上行人依然不多，但前面广场（后来知道是Parnell广场）上显然聚集了很多，而且旌旗飘摇的。于是慢慢踱步过去，渐渐地参差口号声传进耳膜。哦？我这好奇心又提升起来，不由得加快脚步进入人群中。

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反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群众游行。年轻人举着红白绿黑四色巴国国旗或绿白橙三色爱尔兰国旗，展示写着“自由巴勒斯坦”的大幅标语，在一位红发姑娘的指挥下，呼喊着“停止屠杀”等口号。仔细观察一下，这一群人显然以学生为主，沿街上行，在the Gate Theater前聚集的人们看上去是市民阶层了，继续上行，到Abbey Presbyterian教堂前面，一面横幅打出来：Irisah Healthcare Workers for Palestine （爱尔兰健康护理工作人员支持巴勒斯坦），看来工会团体出面了。读了一下他们散发的传单，是呼吁大家参加10月16日欧洲各国工人阶级举行的支持巴国联合游行，同时也为本国的独立但获得左翼政党支持的总统候选人Catherine Connolly拉票。

是的，2025年是爱尔兰总统大选年，选举日就在10月24日。走在都柏林街头，随时可以看到三位候选人的大幅照片和简短竞选纲领，两位女性一位男性。而等我在10月7日离开爱尔兰的时候，那位男性候选人已经退选，原因是早年的3300欧元（是的！）的房屋租金纠纷发酵。（行文到此，虽计票尚未结束但大选结果已经明晰，Connolly取得胜利，为这个右倾的世界注入少许不一样的颜色。）

有点累了，我坐在街边台阶上晒着暖暖的阳光，看着眼前的游行队伍缓缓走过。队伍末尾，都柏林交通局车辆和两三个神情轻松的交警跟随。再抬眼一看，陡然发现，我眼前的这栋建筑就是都柏林作家博物馆呀！金字招牌已经斑驳，白色立柱黯然失色，确实是关闭状态。但这又一次的不期而遇让我满怀欣喜。

博物馆旁边是爱尔兰作家中心（Irish Writers Center，上图），开着门呢，我正探头往里看，一位老太太骄傲地走进去。我也想跟进去，看门人客气地拦住我，说：这里只对作家开放。我嗫嚅道：我……也是个业余作家……作者呢。老头子笑了：你得注册才行。

王尔德

在都柏林没有注意到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居然先在西爱小城戈尔韦（Galway）看到了——周日我漫游到了西爱。这座大西洋边上的港口城市，连向导都说“充其量就是个镇子”。镇子中心无疑是Eyre广场，广场转角处有一座青铜雕像，两个男人面对面坐在长椅上，似乎在进行一场对话。左边那个，标志性发型让人一下子就能想到王尔德，那对面那个留着八字胡的秃顶男人呢？细看说明才知道是爱沙尼亚作家Vilde, 因姓氏与王尔德十分接近而且同时代，都对文学有重要贡献，2004年爱沙尼亚加入欧盟的时候制作了这座双人铜像赠送给王尔德多次盛赞过的戈尔韦。实际上两人从未谋面。广场的大树下，一对小情侣认真地共读一本书，非常动人。

返回都柏林，我的心思从乔伊斯转到王尔德。Merrison广场公园西北角的王尔德纪念石像与他本人一样玩世不恭——叉开两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条伸直一条曲起，灰色裤子和黑色皮鞋算正常，袖口领口显示绿色吸烟服的内衬是粉红色的，礼服的扣子居然是中式盘扣！脸上表情复杂，嘴角向一边略上扬，右脸悲哀左脸戏谑，如同他的人生；右手拿着一朵花，将嗅未嗅。仔细看，石像两只手上共有三个戒指，一个是婚戒，另两个是相同的埃及风格戒指，分别佩戴在左右两个小指上。据说王尔德总是这样回答别人的疑问：左手的戒指表示好运气，右手的戒指代表坏运气，你不可能只拥有好运气而没有坏运气，就像你不可能只有欢喜没有悲哀。塑像的材质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以玉石为主（特别是上半身），艳丽色调都出自石材本身。据石像作者Danny Osborne说，之所以选择玉石是因为在不少文化中玉石与死亡、凋零有关联，既能突出王尔德的华丽也有助于营造悲剧氛围。为这绿色和粉色的天然美玉，作者奔波了不少地方。

若唯美主义鼻祖王尔德有灵，会喜欢他的这个形象吗？

雕像前方有两座迷你青铜裸像，左边是一副残躯，代表葡萄酒、缪斯和戏剧之神Dionysus，其基座上镌刻着后人对王尔德的各种评价；右边是他怀孕的妻子Constance，不幸的女人，两手交叠放在隆起的腹部上，扭转脑袋“拒绝”王尔德的目光。

看说明，王尔德故居就在雕像对面，我找寻良久，终于发现了那扇深绿色的大门，紧闭着，陈旧寂寥，似乎已经被都柏林美国学院占据。

MoLI里的王尔德头像

而在爱尔兰文学博物馆（Museum of Literature Ireland，简称MoLI，发音与布卢姆妻子Molly神奇巧合），王尔德成了大书特书的对象。这家博物馆看上去挺低调，也有点门庭冷落（那天是周一），但门票一点都不便宜，14欧元。我大剌剌地对售票小姑娘说：我也是个作家呀，不过用中文写作。小姑娘想了想，说，好吧，12欧元，学生票。

这里平衡了乔伊斯中心的重点，把更多空间留给了其他男作家、女作家以及充满争议的王尔德——顶层放映厅以录像形式循环播放王尔德在伦敦狱中写给其同性情人Bosie的情书《De Profundis》（自深深处，长达五万五千单词），语言妙曼深情款款，诵读者有男有女有黑有白有基督徒有穆斯林，满满的多元特征。

午间的MoLi文创小店兼咖啡厅倒是坐满了人，浏览之间突然看见了在乔伊斯中心值班的那个大男孩，我惊喜地点了下头，男孩子羞涩地低头笑了。都柏林的巧遇真是太多啦。

也许依然更喜欢叶芝？

在酒店享用完最后一顿“布卢姆”式自助早餐——烤香肠、培根和煎蛋、烤番茄、黑布丁、茄汁黄豆、苏打面包以及咖啡——之后就奔机场了。我的都柏林之行完美结束。

经过这次游历，我大约不再惧怕尤利西斯，但是不是会喜欢上乔伊斯？大约不会，我应该还是更喜欢叶芝。写惯了“无一字无来处”的学术论文和工作报告，对“意识流”自然会有天然的抗拒。连伍尔夫都批评乔伊斯的杂乱无章呢。

书店里的乔伊斯专柜

乔伊斯很冷静很自信很有远见，远离一切纷争和喧嚣，找个安静的地方完成自己的写作大业，可以说“拎得清”“守住了作家的本分”，也可以说很自私，是的，乔伊斯是个以“自私”闻名的作家；而叶芝很热烈很专情，他始终与爱尔兰独立运动和文学复兴运动同在，有点“地域化”，时代性似乎过强。就像鲁迅先生——很多人批评他小说写得太少，功夫用错地方了——在生命的后半段，文学家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让渡给了革命家身份。但那样的世道，更需要一个用杂文大声呼吁和批判的鲁迅，而不是躲进书斋写小说的鲁迅。而且先生一点都不过时，常读常新。

比鲁迅先生幸运的是，叶芝“鱼与熊掌兼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一样功成名就，谁又有资格批评他呢。做一个假设，如果乔伊斯和叶芝共同生活在当下，他们会参加周六都柏林的游行吗？叶芝一定会，乔伊斯一定不会。

2025年10月25日

2024笔会文粹《意义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