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和罗泽闿，分别是国民党军在上海战役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将领。汤恩伯是总指挥，而罗泽闿则是37军的军长。历史上，两人并没有过多的交情或恩怨，汤恩伯自成一派，而罗泽闿则属于胡宗南的系派，两人都属于蒋介石的亲信。然而，在上海战役后，他们之间结下了深仇，甚至一直延续到死都无法解开。两人的恩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谁的责任更大，还是双方都有错呢？由于国民党军内各派系林立，彼此之间利益纠葛复杂，难以简单地评定对错。我们在分析汤恩伯与罗泽闿的矛盾时，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尽管汤恩伯是总指挥，罗泽闿是军长，正常情况下，上下级关系应该很清晰，不应该有太大问题，但罗泽闿凭借自己背后有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支持，并且曾在蒋介石手下任职，往往自视过高，虽然是军长，但并不太把总指挥汤恩伯放在眼里。

罗泽闿的傲慢和过于自信，给汤恩伯带来了不少困扰。汤恩伯深知罗泽闿有着特殊的背景，也明白与其冲突的后果，因此他在表面上尽量容忍罗泽闿的霸道。在作战会议上，每当罗泽闿出席时，汤恩伯总是格外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一句话或一个决定给罗泽闿留下反感的把柄，甚至影响到蒋介石和蒋经国对他的看法。然而，即便汤恩伯如此克制，依然无法避免罗泽闿的顶撞和违抗。表面上，汤恩伯似乎在默认罗泽闿的嚣张气焰，但实际上，这种不服从命令的行为，早已埋下了两人结怨的种子。战争形势决定军令的执行，而罗泽闿对汤恩伯的不尊重，显然影响了指挥体系的有效运行，这也是两人矛盾加剧的根源之一。从这一点来看，问题的责任并非平分秋色，更大的一方责任应该是罗泽闿。作为军长，理应服从命令，而他如此不尊重自己的上司，不仅破坏了军队的纪律，也影响了指挥系统的协同作战。

上海战役中，37军未能逃脱被团灭的命运，其中不仅有罗泽闿固执抵抗的因素，也有汤恩伯在关键时刻放鸽子的责任。上海战役中，虽然有5万多国军成功撤退，其中52军、54军和12军的撤离较为顺利，但37军却未能幸免。汤恩伯有机会帮助37军脱离困境。比如，刘玉章的52军与29军激烈对抗，汤恩伯为了让52军撤退，特意让21军替换52军的防线，使得52军顺利撤出。但在面对37军的撤离时，汤恩伯并未伸出援手，反而在背后使绊子，导致37军最终未能成功撤离。汤恩伯的不作为，实际上加重了37军的失败，而这一点，也成为了两人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可以说，在37军被团灭这件事上，汤恩伯的责任更大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并未因上海战役的失败召开作战检讨会，然而，蒋介石在台湾时，却特意安排了检讨会议，专门反思上海战役的失败。检讨会上，汤恩伯依旧一如既往地为上海战役的失利辩解，他的手下，上海市警备司令陈大庆和防卫司令石觉也极力为他开脱。与此同时，罗泽闿自从逃到台湾后，心中的怒火始终未曾平息，他终于爆发了，对汤恩伯进行了激烈的指责，要求他为上海战役的失利以及37军的团灭负责。两人在检讨会上爆发了激烈的言辞冲突，甚至失去了国军高级将领应有的尊严。这一场口水战，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双方的怨恨彻底公开化。可以看出，汤恩伯和罗泽闿之间的恩怨已经深深植根，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尽管在检讨会上，双方的对骂似乎没有谁完全占理，但两人的未来已经注定。无论汤恩伯作为总指挥，还是罗泽闿作为军长，上海的失守和37军的覆灭，使得蒋介石不可能再信任和重用他们。相比之下，刘玉章和阙汉骞虽然也参与了失败的战役，但因其依然得到蒋介石的倚重，他们的命运与汤恩伯、罗泽闿截然不同。最终，汤恩伯因长期郁郁不得志而早早去世，而罗泽闿则不得不脱下军装，远离了曾视为生命的军人职业。这也是两人最终命运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