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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避寒 编辑 | 避寒 ——【·前言·】—— 他曾在法国拿着巴黎美院的奖学金，住在塞纳河畔的画室，生活安稳优雅。然而，他却毅然转身，踏上了戈壁之地，从此五十年未曾回头。

命运的转折，从一摞旧图录开始。1935年春，巴黎街头寒风刺骨，画室狭小，常书鸿刚刚获得奖学金，巴黎美院的课堂如同他的第二人生。他原本以为未来会是展览、画廊、评论文章和艺术史的世界，可命运偏偏拐了一个弯。

在旧书摊上，他原本在寻找拉斐尔的画册，手指翻过，却意外看到一本厚重的《敦煌图录》。灰白的印刷、粗糙的装帧，让他最初并无特别感触。翻到第七页时，他停下手，低声自问：这是谁画的？千年前的线条与色彩依然清晰，神佛栩栩如生，充满东方神秘感，与西方油画截然不同，却深深触动了他的血液记忆。从那天起，他开始寻找一切关于敦煌的资料。图录由法国人伯希和带回，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是他先看到，而不是我？

他写信给朋友，坦言自己可能疯了：我不想留在巴黎，哪怕回国只是去破旧壁窟临摹。没人相信他会真的放弃法国优渥的生活，他父亲也劝道：先留几年，再说。但他没有听从，用了半年时间辞掉一切，1936年底回国。朋友送他到码头，气氛沉默，他没有带画作，只把两本《敦煌图录》放在行李底层。

抵达敦煌时，他第一次遭遇现实的打击。1943年，他见到莫高窟时，景象与想象完全不同——不是古老遗迹，而是一片废墟；不是宏伟庙宇，而是零散土堆。洞窟被风沙堵得只剩半个门，门上还写着‘鬼屋’。

没有工具，没有帮手，风吹得耳朵生疼。他住在以前看守的破屋里。晚上进入洞窟，必须点油灯，许多壁画已经褪色脱落，鸽子粪便覆盖其上，有人在洞里烤火，烟灰熏黑佛像。他默默拿起扫帚开始清理。那年他39岁，一个巴黎回来的画家，在戈壁滩上扫地。有人说他疯了，他淡淡回应：你不动手，画就全没了。他组建队伍，对每个洞窟编号，清沙、封口、抄画、建立档案，规定每份摹本必须原比例、原色、原位置，连裂缝都不允许删减。

有人质问：你不是搞艺术的，干嘛这么认真搞文物？他不回答，只趴在壁画前画，一画就是三天，渴了喝冷水，吃咸菜干粮。有人见他瘦了十斤，说这工作折寿，他笑道：这是换命。

第一次出壁画，他却碰壁。1950年，莫高窟首次展出摹本，他带了几十幅壁画进京，参观者众多，但领导要求改展览词，要突出时代背景。他拒绝：这些画比你们在座的人都老，别给它们加帽子。结果被劝退，说他个人主义太强。

他退了一步，却没有后退。他私下请懂画的朋友鉴赏摹本，还寄几张给国外博物馆。他明白敦煌需要的是认可，而非口号：画挂出去，不是我画的，是千年前的人。妻子陈秀芝离开时，他没有挽留，抽完一整包烟，又继续画。有人问：你不恨她吗？他只是说：壁画掉得快，我得补。

1968年，他被安排去农村，被迫停止研究和绘画，做力所能及的活计——喂猪、挖渠。他62岁，腰不好，一次摔倒在猪圈门口，爬了很久才站起。后来我只能趴着喂猪，因为直不起来。他在日记中写：我人倒了，但画不能倒。有人看到他在废纸上临摹，手抖笔抖，却依旧线条稳健。他说：你们看，敦煌的佛，有些都没头了，它们也没哭。

孩子失散，他只说过一次女儿常沙娜的情况。她小时候跟他学画，天赋极高，高中就能画敦煌飞天。后来被派去劳动，多年未有消息，他曾去寻找，却无人理会。后来得知她在黄土高原冻伤脚，住在窑洞。他仅说：她回来那天，我会给她画一张新的飞天。果然，他等了七年，为她画了新飞天。

1977年，他选择再次返回敦煌，名字重新挂上研究所门牌。没有庆祝，没有讲话，他戴上老花镜，先检查洞窟编号。半数临摹记录已丢失。有人劝他：年纪大了，算了吧。他回头说：你来晚了，这事还没完。那年他73岁，腰直不起来，手上还有伤，但他还是去了第45窟。面对新来的年轻人，他摊开一本发黄的摹本：你能画得比这个好，就换。无人再说话。

他写书，不是回忆，而是警告。他深知记忆易逝，纸张更长久。他花五年，将五十年的研究与记录汇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书中每个洞窟都有编号、色号、损坏时间，甚至记录谁清沙。有人说书枯燥，他反问：要看故事？这不是小说，这是命。

1980年以后，国外学者来敦煌，他只问一句：你们要的是照片，还是画？法国人说画，他点头：你们国家抢走的够多了。他不敌意，只怕再次流失。而对于想用现代方式创新展示的提议，他坚定反对：壁画掉色可以修，脑子掉线就难了。会议不欢而散，他没妥协。

女儿常沙娜回到敦煌时，他正在第45窟边补色，她说：爸，我把飞天带去清华展了。他点头：好。夜里，他拿出她小时候画的三张画，夹在画册里，她哭了，他没说话：以后敦煌的事，你看着办。

他从不求人，但晚年唯一请求是成立敦煌资料库，统一保存历年摹本、照片和记录，统一编号。他说：再不做，就全乱了。经费、人手、设备都不足，他沉默一天，第二天写申请：我年纪大了，再不干，你们就等下一个疯子。资料库成立，他坐在角落，没人采访，也没剪彩，只看着墙上敦煌档案室几个字：不够，得防火。

二十年后，有人批评他太执拗，有人赞他守护有功。这些声音他未曾理会。1994年秋，他在敦煌病床上安静离世，研究院的灯一夜未关，几位学生守候。他走得安静，无告别，人们打开他的柜子，发现满满画稿、记事本和摹图原稿，封面写着：敦煌未完。

他是守着画死的，真画。如今敦煌是世界文化遗产，是热门景点，是研究圣地，但在他守护前，它是风沙下的废墟，是饿着肚子也要临摹的壁画，是一笔一线苦画出来的线稿。常书鸿五十年如一日守护它，未求功名、未谋利益，临摹千余幅、补壁数百处。徒弟成为设计大师，女儿成艺术先锋，他却没为自己留下一张画像。他说：我这一生，只为它画了个轮廓，色还没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