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秋天，24岁的樊锦诗背着半箱书本和一件厚外套，从北京坐上了去敦煌的火车。车窗外的风景从绿树成荫变成戈壁茫茫，当莫高窟的崖壁第一次出现在视野里时，这个江南姑娘攥紧了手心——她不会想到，这片被风沙包裹的土地，会成为她此后六十余年的“家”。

初到敦煌的日子，是“甜”与“苦”的剧烈碰撞。甜的是钻进洞窟时的震撼：南北朝的飞天带着飘带似要飞出崖壁，唐代的仕女眉眼弯弯藏着笑意，那些历经千年的色彩，比课本上的图片鲜活百倍。苦的是戈壁的严酷：住的土坯房一到刮风就“吃沙子”，喝的水带着咸腥味，冬天洞窟里结着冰碴，普查壁画时手冻得握不住笔，夏天又闷得像蒸笼，蚊虫在耳边嗡嗡作响。有次她在洞窟里待了一整天，出来时脸被晒脱了皮，同事开玩笑说“你都快成壁画里的胡女了”，她却笑着摸了摸脸：“能和这些宝贝待在一起，值。”

樊锦诗的“犟”，在敦煌是出了名的。上世纪80年代，敦煌旅游逐渐升温，有人建议在莫高窟旁建大型宾馆，既能赚门票钱又能方便游客。这个提议被樊锦诗一口否决：“洞窟里的壁画怕潮怕尘，这么多游客集中过来，壁画会‘生病’的！”她顶着压力跑政策、找专家，反复论证后提出“数字敦煌”的构想——用高清相机给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拍照存档”，让游客通过数字屏幕看细节，既保护文物又不影响体验。

那时候的数字化技术远不如现在，樊锦诗带着团队像“绣花”一样干。为了拍好一幅壁画，他们要在洞窟里架起沉重的设备，调整几十次灯光角度，避免强光损伤壁画；有的洞窟空间狭小，只能弯腰作业，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有个年轻队员抱怨“太苦了”，樊锦诗就拉着他去看第25窟的《飞天》：“你看她们飞了一千年，我们多干几年算什么？”就这样，他们花了二十多年，给莫高窟4.5万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尊彩塑建起了“数字档案”，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能在网上“云游”莫高窟。

她对壁画的“上心”，比对自己还细。有次普查时，她发现一尊唐代彩塑的手指缝里有细微裂痕，连夜带着修复师去查看，趴在地上用放大镜看了两个多小时，确定是风化导致的病害后，才放心地离开。为了搞清楚壁画病害的规律，她和团队在崖壁上安装了几十个监测设备，记录温湿度、风沙数据，光笔记就写满了几十本，连敦煌的老道士都说：“樊院长比我们这些守窟人还懂莫高窟的脾气。”

家人是她心底最软的牵挂。刚到敦煌时，她和丈夫彭金章分居两地，丈夫在武汉大学教书，她在戈壁守窟，只能靠书信联系。有次儿子发烧住院，丈夫拍电报让她回去，可当时正是壁画普查的关键期，她咬着牙把电报藏起来，直到完成工作才匆匆赶回去。看着病床上的儿子，她掉了眼泪，可转身又买了回敦煌的车票。后来丈夫为了支持她，主动申请调到敦煌工作，夫妻俩在戈壁上相互扶持，这一守就是一辈子。

如今80多岁的樊锦诗，依然会时常去莫高窟。她拄着拐杖，慢慢走过崖壁下的栈道，像看望老朋友一样打量着每一个洞窟。阳光洒在她的白发上，和壁画上的光影交织在一起，仿佛她也成了莫高窟的一部分。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总是笑着说：“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莫高窟。它给了我一辈子的力量，我也把一辈子都给了它。”

敦煌人都叫她“敦煌女儿”，可她总说自己是“莫高窟的守窟人”。那些被她守护的壁画，在数字世界里获得了永生；而她的故事，也像敦煌的风沙一样，被人们口口相传。在莫高窟的崖壁前，飞天依旧飘着丝带，而樊锦诗的身影，早已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成为比壁画更动人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