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中秋，沂河的风已经裹着凉意，我揣着从学校分到的四个月饼，站在临沂一中的校门口，手指反复摩挲着黄皮纸包外那根捆得紧实的麻绳——纸包里的甜香总往鼻尖钻，可我连舔一下嘴唇都不敢，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得把这稀罕物送回老家，让姥姥和爷爷尝尝。

那年我21岁，在高中念了快两年，早习惯了每周背着三十个煎饼返校的日子，也早尝够了用开水冲掉霉斑再泡“炒糊盐”的滋味。物资紧俏的年月，粮食定量、油票珍贵，能分到四个月饼，简直像天上掉了馅饼。同学们捧着月饼舍不得下口，我却没敢拆那红贴子——姥姥快七十了，爷爷卧病在床，他们这辈子，怕是还没正经吃过一块中秋的月饼。

天刚蒙蒙亮，我就沿着沂河西侧的土路往郯城老家赶。五十里地，全靠两条腿丈量，鞋底磨着碎石子，走得久了，脚踝处的布条都浸出了汗。怀里的月饼被我贴在胸口，用旧棉袄裹了又裹，生怕颠坏了，更怕走得慢了，那点甜意要从纸缝里跑掉。路上遇见赶车的老乡，问我急着回家干啥，我笑着说“给老人送月饼”，风里都带着点藏不住的期待。

走到姥姥家时，日头已经偏西。姥姥正坐在门槛上搓草绳，看见我风尘仆仆地来，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迎上来。“您尝尝这个！”我急忙解开黄皮纸，把两个月饼递到她手里。那月饼表皮泛着油光，青红丝的碎末嵌在糖馅里，姥姥捧着月饼，手指轻轻摸了摸，突然就红了眼眶，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掉，滴在纸包上。“俺娃走这么远，就为给俺送这个……”她没舍得大口吃，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嘴角却一直往上扬，说“真甜，比过年的糖还甜”。

我没在姥姥家多留，又马不停蹄往八里外的家里赶。爷爷躺在床上，看见我回来，挣扎着要坐起来。我把剩下的两个月饼掰开，一点点喂到他嘴边，他含着月饼，声音有些含糊：“俺孙儿有心了。”看着老人眼里的光，我忘了脚底板的疼，也忘了一路的饿——比起自己吃，让他们尝到这份甜，才更像过节。

后来有人问我，走五十里地送两个月饼，值吗？我总想起姥姥掉眼泪的模样，想起爷爷嚼月饼时满足的神情。那时候的月饼，是苦日子里的一点甜，更是晚辈对长辈的一份心。如今我八十多了，桌上的月饼花样越来越多，却再没了当年的稀罕劲儿。可每次给子女讲起这段往事，我总要说：日子好了，月饼能随便买了，但那份敬老的心意，可不能丢。

那年的月光，我记不清有多亮了，可姥姥捧着月饼落泪的模样，却刻在了心里。那不是一块普通的月饼，是那个年代里，一个孩子能给老人最珍贵的中秋礼物，也是一辈辈传下来的，最朴素的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