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1989 年开始，上海古籍社启动抢救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文物项目，1992 年开始出书，三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俄国、法国、英国从敦煌、新疆、黑水城等地掠取的文献、文物资料图录数百册。其中俄藏敦煌文献十七册，俄藏黑水城文献三十一册，预计2026年出齐。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蒋维崧先生撰文回忆了俄藏敦煌、黑水城文献出版前后与俄方交往的点滴轶事，可以一窥当年筚路蓝缕的艰辛。本篇为第二篇。

长相思——怀念丘古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又有序的准备，上海古籍出版社派遣的第一支赴俄罗斯编拍《俄藏敦煌文献》的工作组终于在1992年1月出发。工作组由四人组成，团长是府宪展，团员是蒋维崧、刘景云、严克勤。我们坐的是横贯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起点是北京，途经二连浩特、乌兰巴托，终点是莫斯科，历时七天六夜。

莫斯科并非我们此行的终点，俄藏敦煌文献收藏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东方文献研究所。我们在莫斯科小憩，结识了科学出版社附属的印刷厂同道，又在半夜上了北去的列车，终于在天亮时分抵达圣彼得堡。这天正是中国壬申年的农历初一，公历是1992年2月4日。

在车站等候我们的是两个中国通，Л.丘古耶夫斯基与Я.柯斯嘉。他们都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与我们沟通毫无问题。按原定计划，他们将我们安排入住科学院所属的乌捷娜亚旅馆后，便带我们去位于涅瓦河岸的东方研究所本部，在那里，研究所的所长Ю.彼得罗相、资深研究员Л.孟列夫等将同我们见面，商定此行的大体工作部署。

我们四人中仅府宪展一人到过圣彼得堡，1990年的八九月间，他和李伟国、朱天锡三人到东方所工作四十天，现场试摄俄藏敦煌文献，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拍摄及印制积累经验。其余三人都是第一次来，但对我，此番也算熟人重逢，彼得罗相通过孟列夫对我说：“想起来了，你去年领导我们的那次旅游！”

我们的会见是在合作出版大局已经确定的背景下进行的，当具体的工作条件如场所、交接人员等一一明确之后，处事果断、痛快，不假掩饰的所长彼得罗相认为可以“端茶送客”了。俄国人大概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对早餐不太重视。他们明知我们四人经过一个星期长途跋涉，但也只是在所长办公室的餐桌上准备了一些俄式干点，另加几种糖果，泡上一壶红茶，就算款待“贵客”了。尤其是双方总有些宾客礼仪，譬如我们要代表魏同贤社长向东方所所长问候致敬等，而俄人也要介绍作息制度、地铁交通等。翻译开始由孟列夫担任，他喜欢逞能、表现，明明丘古耶夫斯基和柯斯嘉比他那结结巴巴的口头汉语强出许多，但还是抢着翻译。直至他自己抵挡不住糖果点心的诱惑，才请柯斯嘉自代。大概彼得罗相所长已觉得情况交代得差不多了，便拉开他办公室的侧门，做了个“请吧”的手势，示意我们可以离开，我们才鱼贯而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四人均没有电脑，当然更谈不上使用手提电脑。四人中只有严克勤、府宪展带了DF相机，府宪展特地去约稿的出版社预支了千元稿费，才配了一个长镜头，以便变焦摄片留念。刘景云虽家藏DF135相机，然而只有标准镜头。即使如此，还舍不得带去俄罗斯使用，藏之密室。而我的家藏相机已毁于“文革”，只能赤手空拳前往。直到工作四个月回国，才用省下的花销买了一台捷尼特俄制相机。当然我们所携带的工作用的翻拍器材玛米亚相机等都是很先进的，足以震慑尚在闭关锁国状态中的俄人。

我们从1月下旬离开，尚未向家人发个平安音信，三十年前，正是“家书抵万金”。于是丘古长者仗义相助，在我们到圣彼得堡的第一个晚上带领我们换坐两辆地铁去发送“异国家书”。我们四人中，除了府宪展其他人均未到过这座城市，但走进这座市区最大的邮局并不感觉陌生，有些似曾相识。后来想起这是拜“文革”所赐，多次观看著名的苏俄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难忘的1919》。这几部电影不仅有纪实性的情节，而且语言幽默生动，表演真实，我在邮局寄信时，眼前就出现《列宁在十月》中攻下冬宫，让电话局吓昏过去的小姐重复冬宫被攻占的消息的情景。这一切竟在我眼前复活了，当时的这种感受是无法传递给家人的。

有一次我曾好奇地问丘古，“你的汉语（中文）和日语都这么流利，哪一种说得更好呢？”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两种语言都说得不好，但是都还能明白。”前一句是自谦，后一句则多少有些自豪了。丘古出生于1926年中国的满洲里（治内蒙古呼伦贝尔）中东铁路局一个俄罗斯职员家庭，孩提时已与中国小朋友童稚相依。对丘古来说，汉语如同俄语，“几乎接近母语”。而且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刚满六岁的丘古又在小学里被强制接受日语教育，幼年时代的教育给人的一生留下的印记是深刻的。

丘古这个中国通，不仅语言交流已可完全融为一体，饮食（吃饭，喝汤，下面条，吃烙饼，甚至用筷子，吃皮蛋，加酱油等等）也都和中国人一般无二。五十年代，他回苏联定居列宁格勒时，还常常想起曾在张家口的生活，称赞那里的煎饼好吃。他甚至自豪地反问我们：“我不是中国人吗？”他确实是个融中俄文化为一体的“混血儿”。不仅生活习俗的表面化的一致，他的义理思想也已和中国人吻合无二。1989年，中苏合作出版敦煌文献的条约尚在酝酿磋商之际，他就向社长魏同贤表态，如果将来条约签订，中方派人员到列宁格勒工作，他会像对待自家子弟一样，予以照顾配合。言必信，行必果，从1992年起，他不顾自己已年近七十，事无巨细，天天忙碌奔波，解决我们的各种困难，他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教父”！

我们刚到研究所时，所方安排住宿于郊县的乌捷那亚旅馆。这家旅馆不仅距市区较远，而且没有餐饮。我们每天返程后，还要冲洗当天拍摄的胶片，明确哪些需要补拍，要花费很长时间，很不经济。丘古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替我们重新找到了“勇敢者”地铁站附近的住宿地。同样是两套房间，可宿四人，最重要的是有厨房，可以自行开伙。我们都高兴得跳起来，因为从此我们不仅可以吃到自煮的中国口味的美食，而且在一人掌勺的同时，另两人可以配冲洗药水，合理掌控等待时间。

有一天，其他三位同事外出迟归，我一人在家。门铃响起，来者是个中年男子，文质彬彬的。我的俄语词汇量十分有限，不能明白他的来意。于是自作聪明地引他进房，挂电话给丘古，请来者向丘古说明为了何事。不意来者边听电话，边不断欠身道歉，诺诺连声地向门外退去。谦卑之状令我至今记忆犹新。待他退出门后，我给丘古挂电话，丘古说，他已严厉地警告那个人，擅闯民宅是犯罪行为，他马上报警，限来者立即退出。丘古并告诉我，以后无论什么事，都不要让他们以任何理由进来。因为“现在坏人太多”。丘古的丰富经验与高度的警惕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开始感觉他的威严不仅仅依靠一米八十五的身高和壮实的躯干，更重要的是他的一身正气。

1992年是俄罗斯人民苦涩的一年。1917年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降下了红旗，代表俄罗斯联邦的蓝白红三色旗终于升起。对他们是忧是喜，不仅我们这些外国人不知道，连本国人也多存迷惘。我们到了列宁格勒后才知道，市政府曾向市民征求意见，是否要恢复沙俄时代的旧名“圣彼得堡”？

东方所内藏龙卧虎，他们研究门类分工细致，研究程度深入。我认识一位专门从事中国古代与当代歇后语研究的专家。有次在招待会上见到，他用纯正的汉语指着盘中的冷菜（皮蛋）问我：“吃皮蛋没有酱油怎么行呢？”可见他对中国食材处理的内行。东方所内还有一位年龄与丘古相仿的女性，她的中文名叫齐一得，是个没有高级学历的研究人员，在苏联这样的重文凭、重资格的社会中，很难晋升职称。齐一得好学不倦，听说她有过一段异国恋情，对象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能讲一口标准的中国话。她有次专门来找我，讨论《孟子》一段话中对“春秋”一词的理解。她认为这里的“春秋”应该理解为“时间”，即俄语的Время。我认为尚不能完全契合，有些过于狭隘，但她坚持，我也不能完全说服她。

关于列宁格勒名字是否改动的市民大讨论就是她告诉我的。她立场很鲜明地说：“我喜欢列宁格勒这个名字，不同意更改。”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以这座城市历史为背景的纪实小说《日日夜夜》，对于齐一得寄托的感情完全理解。然而时移世易，有些市民更怀念彼得大帝，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应该尊重的一种感情寄托。改名圣彼得堡后，设立在城市西南角的“日日夜夜”战争博物馆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新的纪念品入藏。我每次去圣彼得堡，总不忘去那座半地下建筑瞻仰一番，每当往下走，战鼓奏响，我的心情就会分外激动起来，仿佛自己也在走向战场。

丘古是1954年与众多俄罗斯人一起回国的。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使他们领略了苏联国境的辽阔。他和同伴们见识了铁路沿线的多个城市，包括正在建设中的新西伯利亚。他告诉我们，当到达列宁格勒时，直觉告诉他，这里应该是他的终老之地了。那里当时就设有苏维埃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他以学术-技术职员的身份参与了分所的工作。

五十年代的列宁格勒与1992年的圣彼得堡毕竟有很大的不同。丘古说起，他已不适应莫斯科的喧闹与繁华。莫斯科的地铁，圆形的环线，装载着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旅客，又把那些旅客吞吐到各自的中转站，扬长而去。丘古感慨地说，“莫斯科没有了地铁可怎么办啊！”相比而言，列宁格勒宁静安谧而富有秩序，六条地铁纵横交叉，不紧不慢。有次我和丘古一起坐地铁，当录音播出时“注意，门要关闭了。”丘古友好地为我作了被动语的解释，我甚至觉得，此地的地名报站与沿途提醒语调都比莫斯科悦耳亲切得多。大概这些也是丘古喜欢这座城市而选择终老于此的原因吧。

丘古通晓中俄日三种文字，又勤于思索，能辨析汉语与日语的草书形态。他在哈尔滨读夜科大学时，已具备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获得李昌校长颁发的毕业文凭。到东方学研究所后，得到了识读敦煌文书的机遇。先是与孟列夫教授一起，整理了该所收藏的奥登堡探险队获自敦煌西域的珍贵文献，充分发挥了他识读古汉语的才能。他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的租赁借贷文书，研究这些文书背后复杂的生产关系。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意味的题目。一个外国人，努力识别很多以不规范的行书、草书写成的契约租佃文书，难度巨大。所以，当丘古的《敦煌经济文书》交稿后，很快就被苏联科学出版社接受出版。孟列夫主编的《俄藏敦煌文献叙录》与丘古的专著先后出版，使俄罗斯亦藏有大批敦煌文献的消息不胫而走，俄罗斯的敦煌藏品被视为世界四大藏家之一。但彼时东西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国际学术交流没有同步兴起与展开。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解体前夕，孟列夫的《叙录》与丘古的专著才出版了中文版，两本书的文献图版也开始陆续刊布，俄藏敦煌文献的神秘面纱才真正揭开，露出真相。

与丘古有着同样兴趣的日籍学者土肥义和曾自费到访列宁格勒，与丘古交换看法，并辨识俄藏契约租佃文书。学术的进步不能忽视同行的探讨与启发。丘古娴熟的日语令土肥感到兴奋，他就住在丘古家，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土肥义和运作日本学界对丘古夫妇发出讲学邀请，如果成行，这是丘古1988年出访上海后第二次走出国门。但一切必要的安检都完成后，边境人员迟迟不肯放行。直至最后图穷匕见，原来他们怀疑丘古私藏敦煌文献原件，企图带往日本。丘古怎么可能犯这种罪呢？当边境人员一无所获而放行时，只是口头上说一声Извените（对不起）而已。悻悻然的丘古夫妇又能如何呢？

1994年，我们第三次来到圣彼得堡。我曾和孟列夫谈起当时的形势，他也谴责莫斯科出现的政治潮流。有一次我和严克勤随丘古在涅瓦大街漫步，迎面走来一群六十岁左右的长者，他们举着标语、横幅，挥舞着红旗，丘古轻蔑地瞥了一下示威的人群，用东北话说了一句粗口：“他妈的，扯淡！”头也不回地朝前走了，似乎离人群越远越能表示他的不屑一顾。丘古毫不隐讳他对叶利钦的信任，他支持叶利钦所有的主张。我一直记得丘古以正宗东北话说的“我信他”。但是，有些经济改革措施的成败常常需要时间验证，如政府总理盖达尔的“休克疗法”。而叶利钦频繁地更换总理，改组政府内阁成员，也说明他心中的彷徨犹豫。九十年代初的俄罗斯，积弊丛生，俄罗斯人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连东方所的所长彼得罗相也批评说：“政治家不听科学家的话，由着性子来。”

丘古自己操一口东北口音浓重的中国话，也不忘启发我们领会简单的俄语。有几次我们团队中有专职翻译，这时他就全部用俄语会话，他说，这也是为了“让你们多听听俄语”。他的翻译水平很高，往往用简略的文字就能表达清楚。有次我们请他们全家到我们住地吃饭，讲起在中国，鸡爪、鸭爪之类“四件”已比鸡鸭本身还贵。丘古说了没几句，他的女婿季玛就完全理解了，哈哈大笑起来。丘古也很得意自己的中文翻译效果。又有次我们将新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带去送他，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并且问我们，“里面有蒋维崧吗，有严克勤吗？”他是用俄语问的，Цзян есmb? Yаn ке qing есmb? 一下子使我们明白了俄语ecmb的口语用法。

1993年的冬天，我们住在冬宫研究员陆柏的空余房中。因为房屋失修，陆柏让其子检修。其子文化不高，言辞粗鲁，但很直率。我们和他因语言不通，无法深谈。他看到我桌上一部《俄华小词典》，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交流的办法。他在《俄华小词典》中翻阅，终于找到需查的俄语单词，我一看，原来是“通货膨胀”，他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有通货膨胀吗？”我和小严恍然大悟。

1994年也许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最困难的岁月，很多原先立项的选题被取消，项目的经费停发，所长彼得罗相的办公室门口常常排起长队，那是索讨欠薪者的队伍。那年我和小严也在赶拍摄进度，亲见这些索薪者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队伍。彼得罗相前几年和我们谈判合作出版条件时还牛气得很，提供文献底本费，每一拍只要一美元，而且钱款留存于中国，供东方所的学者来上海时花销支用。现在却和我们谈判，希望每拍费用提高为二美元，并且以现金立即支付。这是俄方最困难的岁月，彼得罗相用几乎乞求的口气，协商解决方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我电传请求社里批准再告知他时，他也很感谢我方的理解与谅解。丘古也没闲着，他除了增补俄藏敦煌文书材料，准备出版他的专著第二册之外，请求小严帮他整理拍摄了一大册敦煌文书簿籍文书。小严的工作压力很重，我们的本职工作这时已转移到俄藏黑水城文献，为了保质保量，小严一刻也不休息，不停地翻拍，终于给丘古献上了一份最好的新年礼物。

丘古和孟列夫均生于1926年，干支丙寅，丘古早知自己肖虎。孟列夫出生于列宁格勒，就读于列大，中文是后来学的，中国习俗也是以后了解的。俄文中Лев（列夫）一词是狮子，狮、虎均是猛兽，兽中之王，老孟也以此自得。孟、丘二人在东方所内志趣一致，都搞敦煌文献，又都能与中国学者以汉语交流。但两人习性还是有很大不同。孟列夫好表现自己，但也很受人喜欢。而丘古更像中国人，内敛沉稳，喜欢后发制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政界的总体思维是偏保守的，东方所的所长彼得罗相也执行了守旧的路线。丘古是回国人员，又没有名牌大学的文凭，不被东方所官方主流器重。要不是自己努力，出版了《敦煌汉文文书》这样的专著，获得了国际声誉，恐怕连在东方所的职位都保不住。1990年，中俄签署了合作出版《俄藏敦煌文献》的协议，俄方聘请孟列夫与丘古为正副主编。这个组合符合他俩的国际学术水准与声望，孟列夫对丘古的欣赏，丘古对孟列夫的尊重，均有恰当的显示。

1992年5月，我们结束了第一次在圣彼得堡的现场编拍工作，坐国际列车回国。因为行李多，丘古怕我们受到不公正待遇，亲自到车站送行。我们果然遇到一些摩擦，丘古用流利的俄语言辞尖锐地为我们辩护，终于顺利解决。他还写了一份说明，证明我们在莫斯科买票时遇到勒索，损失一百美元，并且盖上他个人的“丘古耶夫斯基”篆书大印，使我们回国报销顺利通过。1995年，小严喜得一子，丘古得知后写了贺信：“很高兴地得知我的亲爱的小孙子降临人世！”

1997年，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近百周年的纪念日临近，中国敦煌学会筹组各国学者参与会议，弘扬学术，共襄盛举。俄罗斯的三名学者孟列夫、丘古、鲁道娃也很想与会，一睹莫高窟藏经洞真容。这时，我们与俄罗斯合作编辑的《俄藏敦煌文献》与《俄藏敦煌艺术品》已经开始陆续出版，在国际上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于是，本社便积极推动三位俄国学者的敦煌之行。他们中只有孟列夫曾于十年前到过敦煌，丘古和鲁道娃则是慕名了大半辈子而未得一见，所以兴趣都很高。本社派出敦煌编辑室主任府宪展全程陪同，照料一切。府宪展设计了三位俄国客人的行程路线图，让他们先从圣彼得堡坐俄罗斯航班抵达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拉木图，再转机入境到乌鲁木齐。府宪展则到乌鲁木齐接机，四人会齐后共赴兰州，再去敦煌。这样的路线图，不仅合理便捷，而且因为大部分飞行是以独联体国内航班计价，费用上便宜很多，既安全又实惠。

那年，我和小严正在圣彼得堡编拍《俄藏黑水城文献》。待他们三位回国，已是半个月以后。在圣彼得堡车站上，我们亲见鲁道娃的儿子跑向母亲那节车厢的身影，也亲见孟列夫女儿迎接她父亲归来的深沉的微笑。把丘古接回家后，丘古太太从里屋出来踮起脚尖给高大的丘古一个深情的亲吻，尤其令我们难忘。

丘古在家稍事洗沐修面，并不多休息，下午就去东方所。他换上一件购自敦煌的大号汗衫，前胸是蓝色的水墨画，有敦煌的图案，朴素大方。东方所里没多少人来上班，研究所本来就流行各不相干的风气，一般不关心他人的事。丘古平时自己亦如此。不过今天他倒很希望有人前来搭讪，可是尽管穿了那么一件引人注目的汗衫，居然没人发问，使他有些失落。从这点上讲，丘古毕竟骨子里还是中国人的习性多一点，要是老孟，你不问，他也会主动引入话题，向你介绍汗衫的来历。哪会像丘古这样欲言又止呢？

2000年，我们第五次去圣彼得堡工作。行前听说丘古身体已很不好，于是我催着小严把丘古著作《敦煌汉文文书》的中文版封面设计杀青，印制了一部分带去圣彼得堡。6月19日我们抵达圣彼得堡，首先去探视丘古。他仍住在旧址，躺在书房兼卧室内。当我们将他的专著中文版送到他手中时，他一下子泪如泉涌！这时我才真正地体会到马克思所说自己完成了《资本论》时，像舔着刚出生的小宝宝的亲热感情。这本书是丘古的成名作，它使世人认识了俄罗斯的敦煌文献，也认识了俄罗斯的敦煌学者丘古。

2000年的6月22日，圣彼得堡的夏至白夜。丘古的女婿季玛驾车载我俩去游城市的不眠之夜，到子夜天也没有全黑，东方仍有曙光，凌晨二时即开始大亮。待天明时，丘古的小女儿叶莲娜来电报丧，丘古逝世了。

丘古有两个女儿，长女史维达，次女叶莲娜。俄人厚生薄死，在讣闻送达亲友后，即举行葬礼。我和小严坐在灵车内，丘古的灵柩就在我们边上。丘古夫人和两个女儿在殡仪馆接灵。我们俩默然无语地伴着丘古一路前去，就像从东方所下班后沿涅瓦大街走回去那样，一路上谈笑风生，现在我们的“教父”真的已永远远离我们而去，简直无法令人相信。

孟列夫谈起，丘古晚年疏于交往，自我封闭，这也许是他对现实不满的曲折表现。所以知道他得病及去世消息的人不多，出席葬礼的人自然也更少。我注意到中国人除了我和小严外，还有史金波。丘古对俄藏黑水城文献编拍贡献很多，史金波又有采风的兴趣，提着他那架日本携回的摄像机，拍了很多现场录像。他也以他们研究所西夏学中心的名义送了花圈。

不长的葬礼结束后，我们一起回丘古住地。按俄人习俗，马上开追思会，怀念表彰逝者。首先致辞的是丘古长女史维达。她很得体地回忆起父亲对她的爱怜与教育。我旁边坐的是孟列夫，借着他的译介，我听懂了史维达发言的大意，充分体会她和丘古的父女情深，也感到她的忏悔与自责，在恳求父亲的宽恕。第二个发言的是史维达的女同学，中等个儿，亭亭玉立，很有范儿。她追思与史维达一起成长的经历。那时应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刚从二次大战废墟中走出来，民众在困苦中恢复元气。她说丘古家住房很小，丘古工资不高，但丘古表现了父辈们的大度。我也受到感染，更想念这位无微不至呵护我们的“教父”。轮到我发言了，尽管我早已打好腹稿，但是开口一说，不争气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喉咙哽咽。因为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丘古是中俄两国人民共同的好儿子，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永远令人难忘。我们这些参与中俄文化交流的有幸者，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发扬光大这些感情。我一边讲一边流泪，眼泪证实了我的情真意切，以至于以后几位发言者说了什么，我都没听清，也没记住。

追思仪式第二天，丘古太太与女儿去火葬场领回了丘古的骨灰，安置在丘古的书房兼卧室内。从这天起的一个月内，除了太太，任何人都不能入内，这是让丘古一人静默思考，只有太太可以交流。一个月过去后，丘古太太请我们进入那间卧室，让我俩各选择一本丘古的书留作纪念，她写下代丘古赠书的缘由。我选的是当年丘古去日本讲学时，池田温教授送给他的敦煌文书论集。小严选了一本俄国美术史册。我们俩拿出约五百美元，以本社所遣赴俄工作组成员的名义送给丘古太太，她感动地哭了，表示将用这钱给丘古买一块好一点的墓地。

给丘古立块墓碑，写什么文字呢？我起初拟了一句俄文：丘古——最优秀的！但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年轻学者索嘉威不赞成，他认为太一般了，没有特色。经电传交流，府宪展出了个好主意——“长相思”。用中文镌刻上碑。我也觉得很好，于是就这样处理了。

呜呼丘古，一生坎坷。

东去西来，度尽余波。

生有所爱，死有不恕。

伏惟尚享，念兹在我。

教我如何不想他？——孟列夫轶事

“孟列夫”是他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姓缅希科夫（Меньшиков），名列夫（Лев），巧妙地利用谐音组合成“孟列夫”这个中俄合璧的名字，好记又好懂，朗朗上口。他很得意这个发明。1991年我在北京听他在电话中向中国学者冯其庸的太太夏女士自报家门：“我是孟列夫”，那种语气、音调和中国人毫无二致。这个已过六十岁，学了半辈子中文的孟博士尽管是1989年才第一次抵达他的第二故乡中国，但是非常适应，“就像在家里一样”。这是什么因素所致？是本性，还是宿缘？我也说不上来。他曾告诉我，刚到北京时，他常常主动和中国人攀谈，争取口语与听力的两方面进步。但有个中国人还是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您说的汉语很难听，因为都是‘平声’。”

我们去苏联时，不仅亲友，连社领导都叮嘱我们，可能要挨饿，得有思想准备，也尽可能拨些经费，让我们多买些食品带去。但是我们计划在当地工作两个月，杯水车薪的零食顶什么用？于是我们只有到什么山砍什么柴的思想准备，不相信在俄罗斯会挨饿。到了圣彼得堡，整个城市异常平静，几乎没有一点风浪，都在有序地进行。面包店门口确实有市民在排队，但那是为了等待当天出炉的新鲜面包。我因负责小组四人的午饭，常常排队选购四份电烤鸡作辅食，不仅价廉而且物美。当时社会秩序很好，互相谦让，从不“猴急”插队。后来我知道，这段时间，市民更关心的是究竟保留“列宁格勒”名字，还是恢复旧名“圣彼得堡”。我们四人还抽空去观看了《我们十五岁》的专场演出。俄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得自上帝的赋予，所以感谢上帝，语法上“我们”用第三格，俗称“给予格”。现场观看演出的多是爱热闹的青年人，也有中年人甚至岁数更大者。演出中也加了一场类似中国单口相声的说白逗笑节目。演员很能掌握观众心理，使听者乐得连续大笑不止。可惜我们受制于语言，不能充分欣赏。

圣彼得堡全市人口约三百万，远低于上海，但市区面积却不亚于上海，有六条地铁，组成一个错落有致的交通网络。我们上下班以地铁为首选，以节省往返时间。后来熟悉了环境，也偶尔换乘地面公交。这座城市还保留着有轨电车，也许是地处北纬六十余度，冬季地面积雪结冰，有轨电车有利于驾驶安全。但我们从来未见乘客为公交拥挤而争先恐后，大家都是谦虚忍让。一方面是市政设施完备，更重要的是市民素质高，养成了守秩序的习惯。

我自幼便是集邮爱好者，偶尔在住地瓦西里岛发现一家兼卖中西邮票的商店，几次从店中购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行的纪念邮票与特种邮票。一来二去，与店主人夫妇熟识起来。得知他们业务不错，维持生计有余，也为他们高兴。他们还想扩大影响，询问能否在上海书报上刊出一则附有他们夫妻小店在圣彼得堡真实地址的对话宣传广告。他们希望在语言（俄语）教辅读物中加进对他们店的真实情况的宣传介绍，真实地扩大影响。因为他们知道上海的国际知名度，两地又已结为友好城市，正好我的朋友丁炳福（笔名冰夫）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做俄语编辑，他业余正在编一种学俄语的辅导书籍，我便答应了这对夫妇的请求。我在他们店内选购的邮票，有几十张是民国时期吉林、黑龙江当地通讯的实销票，有一张还盖有“吉黑通用”的邮戳，我从来没见过。它的实际使用时间至少在民国张作霖执政时期。

我是个围棋迷，1992年中日围棋擂台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带了围棋与棋谱，想与俄国的围棋高手切磋一下棋艺。丘古在圣彼得堡生活了五十多年，他很肯定地答复我，有人会下围棋，他见过摆弄者。但是待真正找到时，才发觉那些爱好者下的是五子棋。这些下五子棋的俄国人都是不到十八岁的中学生，业余聚集在一起，每周比赛一个晚上。似乎世外桃源，乐在其中。

我们工作的东方所在沿河岸的宫殿大街第十八号内，周边剧场、电影院、音乐厅等鳞次栉比。俄国人对文化消费视若大事，我们初到该市时，正逢冬天，气候恶劣，上午要到十点才见曙光，而下午才五点已夜幕降临，似乎整个城市都在蛰伏冬眠。但一到剧场看演出，他们个个都兴高采烈，浓妆艳抹。甚至还要带上干净的轻便皮鞋，进到场后，寄存了重裘皮帽，换上新鞋，再化妆一番，容光焕发地进场观剧。似乎不如此将辜负他们对剧情的理解与对演员表演的尊重。我多次见到俄人如此从容高尚的看戏情景，叹为观止。

我想起在圣彼得堡第一次看芭蕾舞《天鹅湖》，好像是1992年的4月。我在普希金广场的舞剧院得到一张退票，只收二十卢布，当时约合五角人民币。进场后才见只有一半观众。听有的中国观众说，今天是世界银行招待各国银行高管的非营利性演出，二楼侧幕的包厢都没有观众。我对芭蕾是外行，在上海时，住房楼下有请专职琴师教授钢琴的，常以《天鹅湖》主题曲为练习曲。本场演出的第一幕开始是铺叙故事，当王子发现被巫术变幻成白天鹅的公主，奏起那首著名的主题曲时，我才恍然大悟，今天有幸看到了柴可夫斯基的世界名剧《天鹅湖》。第二幕是高潮，如泣如诉的小提琴独奏，有一种催人泪下的力量。这场招待演出的效果真好，无与伦比。我在圣彼得堡还在基洛夫大剧院看过《天鹅湖》《吉赛尔》等芭蕾舞，效果均不如这一场。它也使我领略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我们抵达圣彼得堡，出席了彼得罗相所长简便的茶话欢迎会后，即开始正常工作。孟列夫不无歉意地对我们说：这两天他太太“太忙了。请同志们不要着急，待她忙过这一阵子，会请你们到我家做客的”。过了一阵，接到了孟列夫的邀请，去他家做客，同行的还有他的老同事丘古。但丘古没坐多久，就托词回家辅导外孙巴甫利学习中文，先离席了，丘古似乎有些不愿意“叨光”。他和孟列夫虽然同是俄罗斯人，性情却不一样。

俄罗斯民众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陷入困顿，孟列夫这样的俄国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保留着体面的生活，虽然比起六十年代前，生活水平已下降了不少。孟列夫的父亲是地质学家，母亲是中学校长兼语文教师。这样的资历当然优于丘古。再加上孟列夫的岳家也有较高的背景，所以留给他的“底子”就比较丰厚。他在圣彼得堡的住宅很有气派。进门以后首先是衣帽间，这小间已被老孟占为堆积藏书的专用房，书橱扩充到了楼顶，但仍不够增长之需，为此而常遭孟太太的抱怨。进入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倚墙而立的三脚钢琴，一旁有一棵高与人齐的圣诞树。客厅中是中间方形两边圆状的大餐桌，可容十人同时进餐。来客散坐于周边的椅子上而丝毫不觉拥挤。餐厅后面有孟列夫与太太各自的卧室，厨房与女儿的卧室也在两侧。这种居住条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市民望尘莫及的，大家端坐而不敢走动。见众人有些拘束，孟列夫发声了。这种时刻一般都会说：“不要客气，就像在家里一样，随便一点。”可孟列夫的书本知识远胜家常客套话的表达水平，他竟对众人说了句书卷气颇重的话——“请感到自由！”众人只能望文生义，意会而不必言传了。

孟太太忙完了菜肴，招呼大家入席，众人风卷残云，将菜肴甜点一扫而光。她的厨艺不错，主客都意犹未尽。约过了九点，我们告辞，取出早已准备的礼物赠送孟太太。她客气地向我们道谢，并要求老孟送我们去地铁站。因为这天恰逢寒潮到来，预报当夜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度，众人都有些谈虎色变。孟列夫走到街上，似乎并不畏惧，他用了一句对气象预报夸大其词的批评语：“吹牛！”

一个星期后，孟列夫奉太太之命，邀请我们去他在高尔基村邻近的别墅做客。这才是正宗的俄式乡间小屋，能尝试俄国人的田野生活。我们当然乐意从命。孟列夫有一子一女。儿子在匈牙利定居，事业发达，不经常返俄。女儿名玛丽雅，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从事丝绸与瓷器的研究。已离婚，有一女娜斯嘉，随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孟太太对这个外孙女异常钟爱。孟列夫经常提起：“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男人。”这与其说是炫耀他的大男子身份，还不如说他时刻警示自己应尽的男人的责任。

孟氏的别墅距高尔基故居不远，两地有短途慢车相通。别墅被森林包围着，间有村庄与商店，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在这里得到美好的体现。孟家的别墅是一幢二层楼六个居室的小屋，有供暖设备，有以柴禾燃烧产生蒸汽供桑那浴的设备。苏联解体后，城市居民大批涌向城市周边的别墅生活，他们在那里种植蔬菜，如黄瓜、马铃薯、西红柿等，并在森林中采摘野生蘑菇，度过了食物匮乏的危局。孟太太很善意地告诉我们，她知道中国人有饭后喝汤的习惯，不像西餐是饭前喝汤的。所以今天她做了米饭，煮了牛肉红汤来款待我们。我们很感谢她的美意，在异国他乡，有这样的知心朋友是令人心满意足的。

孟列夫出生在列宁格勒，中学时代因获得金质奖章而被列宁格勒大学免试录取，成绩优异，又成为著名学者阿列克谢耶夫的研究生，获文学博士。孟列夫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主编了两大册的《俄藏敦煌文献注记目录》（中文版改名为《俄藏敦煌文献叙录》）。据孟列夫的中文版序言，第一册出版于1963年，第二册出版于1967年。尽管苏俄有数量不菲的敦煌写本庋藏的讯息世人早已知道，五十年代中国知名学者郑振铎曾在列宁格勒东方所见过一些敦煌经卷，但由于郑振铎不久遭空难去世，这些敦煌文献的神秘面纱没有及时揭开。直到两册《叙录》出版后，人们才知道苏俄是与英国、法国、中国比肩而存的敦煌文献藏家。国际学界陆续有了反响，中国当时虽然有人注意到苏联藏有敦煌文献并有研究著作发表，但往往又被轻率地否定。

孟列夫是个和平主义者，几乎反对一切战争。他也经常思考如何看待中国和俄罗斯不同的曲折经历。他赞叹中国的巨大进步，为之高兴。他不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多次对我说：“中国有华侨，华侨有钱，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发展，而俄罗斯没有华侨，缺少启动资金。”他的看法很粗糙，很原始，但他坚持。我相信，他在不同的场合向其他中国人也阐述过这个观点。

1993年10月的一天下午，孟列夫陪一位俄国宾客至，来人自称是李福清（Б. Л. Рифткин），说着一口被聂鸿音称为“贼流利”的中国话。他自叙来意云，两年前其女考入中国北京的某大学读研究生。当时中苏双方承诺承担其女留学期间的学费与生活费，毕业后推荐工作。现在苏联没了，女儿尚未毕业，他要打听一下，双方此后的意向如何。那年我们正在编拍《俄藏黑水城文献》，团长史金波当然不管这些事务，只答应可以帮助咨询。李福清在中国多年，专门研究中国俗文学，因此与魏同贤社长趣味相投。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是经他介绍，冯其庸、李侃专赴列宁格勒鉴定版本后引进，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这在当年是文化界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一说出版《俄藏敦煌文献》也是他牵的线。他是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交游广阔。但是苏联解体对全体国民的冲击十分强烈，连他这位“院士”都得自行出面为女儿工作而奔走。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一组编为316号的西北地方军政文书，这是一束集约型汉文文书，史料价值很高。但这组文书的记录、抄写出自多人，规格不一，字体更是有异。当年孟列夫以一人之力，穷年累月，为之录文并加以辨识。光是按形状摹写的草图就有百余张。我们久慕这组文书大名，因为原件已被装订成册送去瑞典展览，暂时无法得见原件，孟列夫马上取出录文摹本给我们参考。他一点不保守，一次性将一百多页摹本悉数交给我和白滨二人。他自嘲地说，很多字不认识，“只能猜谜”。白滨感动地说：“他倒很大方。”因为摹本手录稿能表现作者的思索过程，从思维轨迹中见出识别者的逻辑与功力，在中国，像孟列夫这样的大方真是罕见。

2000年初夏，我们应邀去伊拉·波波娃家做客，孟列夫也在座。伊拉拿出她在中国购买的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与《续编》精装三大册，这套书也是本社出版的，收录了许多方唐代新出土的墓志录文，可以补充清人所编《全唐文》的不足。孟列夫见了怦然心动，他大呼：“伊拉，你还有什么‘密藏’？快拿出来分享吧！”他已有多年未与中国书店同行交流了，见猎心喜，情不自禁也。

孟列夫的汉字写得不错，很多初见者都奇怪，这得是练好多年才会有的功夫。从写汉字这点说，丘古的字是远不及老孟的。另一俄国西夏学者克平，在天津长大，汉字也远不如孟列夫老练。甚至那个汉语说得“贼流利”的李福清比起孟列夫，汉字写得也相形见绌。柯斯嘉曾由衷地告我，“中文，说（会话）不难，难的是写。”这个“写”当然不仅指书法，还指语法、遣词造句，柯斯嘉有一次接待一个中方代表团到圣彼得堡游览，他拟了一张节目日程单，请我看一下有何不妥。我告诉他，“吃午宴”的“吃”字可以删掉。他有些不解，问为什么？“吃”不是动词吗？

1993年，社里根据孟列夫的要求寄赠一批书籍给他。那时已是11月，老孟约我带了小推车前往邮局取书，主要是影印编辑室出版的《诸子百家丛书》。因为老孟编敦煌文献叙录，经常提及佛典以外的世俗文献的首末行，需要校勘版本异同，故用的书目很广泛。他不讲究版本精湛，大体选择通行本即可，我们的版本正合他所需。社里格外大方，一下子寄给他几百种大小不一、厚薄不同的影印古籍。他望着这些辗转千里的“宝贝”，长舒一口气说：“这样的合作才有意思！”

孟列夫身上的俄国人习性特征远多于丘古。丘古是中国式的俄国人，孟列夫则是典型的俄国人。丘古内向，含蓄，后发制人。孟列夫好表现，喜出风头，热情四溢，先声夺人。中国人与他们初交时，很快会喜欢上孟列夫，相处日子久了，又会感受到丘古实实在在的帮助的好处。

孟列夫喜欢中式饮食，尤喜饺子。1989年，俄方派遣的大型交流团来中国，其中就有孟列夫、克平等人。孟列夫学习汉文一辈子，终于在六十岁时第一次来到中国北京，他说像在家里一样，毫不陌生。他用洋腔十足的俄式中国话到处和人搭讪。中国人也很高兴地发觉“这个老外会讲中国话”。他不掩饰自己闹下的笑话，还常常讲给人家听。正是在这种锻炼中，他的中文会话能力很快提高。不到半年后，他个人远足，竟遍及敦煌、兰州、银川、西安、扬州、上海、杭州等地。在北京时，他天天光顾一家水饺店，百吃不厌。同去的克平用俄语提醒他：“列夫，快别吃了，停下吧。人家在看呢。”孟列夫正吃得口滑，头也不抬地用中国话回答说：“不能停止！不能停止！”克平说起此事，连不爱说笑的丘古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而孟列夫毫不在乎。有时孟列夫也会不避俚俗，转述他在北京听来的“荤段子”。“水饺”在北京土话中与“睡觉”同音，他学着北京的端盘子服务员的口气说：“睡觉（水饺）？太老了！”引发会意者的一阵讪笑。

1997年，我们去孟列夫的别墅做客，孟列夫知道我们一行中有史金波、聂鸿音等北京人，知道他们居家时经常和面擀皮包饺子，便调了酱油等和馅子，要“北京爷们”一显身手，包饺子过年。饺子包完后，还有些肉馅残余，孟列夫用匙刮了肉馅，居然有不舍的神色。我在一边用俄语大喝：“Нельзя！”即不能吃。不料孟列夫毫不犹豫地将所余的一匙生肉馅送进嘴里，神色坦然，又津津有味地咽下肚去了。向往饺子美味一至于此，真令我瞠目结舌！

1994年中国国庆我们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事前，我们协助总领事馆选定了参加庆祝酒会的俄方客人名单。东方所的俄国友好专家孟列夫、丘古、克平等都在被邀之列。庆祝酒会开始前，总领事刘广志先致词。刘总领事的俄语很好，他先用中文，然后用俄文念了庆祝词。这是圆桌会议，来宾均自由站立，孟列夫西装革履，系着领带，站在最前排。听中文致词时，他不住地点头互动，表示完全听懂了。这样的积极配合也正是使领馆欢迎的。每次活动结束前，他总会诙谐地对中方人员说：“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作为幽默得体的告别。后来我们也学会了，反其意而用之，去他家做客告别时也学舌一番，他就说：“Конешю”（当然）。

2000年，我们在圣彼得堡东方所的编拍工作即将告一段落。我请示社里批准，在当地的中餐酒店邀请俄方相关合作人员赴宴，以示感谢。会上气氛轻松又热烈，我写了祝酒词，请孟列夫现场翻译。孟列夫很认真地当一回事。我称颂本社与东方所在多年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才在今天开出鲜花结出硕果。我引了宋人朱熹的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孟列夫还特意找到书证，作了核对，现场又作了解释。他又在宴会时讲起自己1989年在兰州去敦煌路上的一件往事，那年在餐车上，他见一中国小姑娘在喝饮料，他便问道：“好吃不好吃呀？”那小姑娘双眼直盯着他看，并不回答。孟列夫再问了一遍，“好吃不好吃呀？”这时那小姑娘大声地回答了两个字：“好喝！”孟列夫恍然大悟，饮料应“喝”而不是“吃”。后来每逢端起茶杯喝上一口时，孟列夫总不忘两个字——“好喝”。孟列夫讲得很生动，让众人知道学好中国话不易，我相信在场的俄国客人会印象深刻。而我们也不能忘记的是，圣彼得堡诗歌爱好者会员通过孟列夫邀请我们参加诵唱中国古诗的活动。我那天吟诵了唐诗《节妇吟》，因为孟列夫很推崇这首诗，尤其欣赏最后两句。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首诗的最末两句深获吾心，也深感孟列夫之心。事过近十年，他还记得我的吟诵。2000年，我陪友人章行之妻范峤青夫人以及严克勤夫妇再游圣彼得堡，受邀去孟家别墅，孟列夫用俄语朗诵了这首诗。旁人未知其意，我却因他的吟诵而勾起“节妇”的感情流连。

2000年10月，我们几人将离开圣彼得堡转道莫斯科回国。我在东方所会客室向孟列夫告别，双方情不自禁作了拥抱，我看到他也有些泪湿眼眶，我回头望了他的背影，自己觉得有些鼻酸。他一向自诩：“我有一个好身体！”他与丘古同龄，那时才实足七十四岁，实在不能算“廉颇老矣”。私下以为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何以匆匆离世呢？

2016年是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九十周年冥诞，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举行了纪念活动，我们三人（蒋维崧、府宪展、严克勤）都偕夫人参会，表示对两位学术前辈的怀念。府宪展还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的青春在这里逝去》，由我代表在会上朗读。东方所现任所长伊拉·波波娃派人将健在的孟列夫安拉太太接到会场，我在会场见到她时，双方颔首致意，她也一定会想起我们在她家度过的美好时光。可惜孟列夫已逝，我们无法用语言沟通了。老孟的外孙女娜斯嘉也已为人妻，有了个三岁的男孩，带到会场来，向他的高祖孟列夫致敬。孟列夫可以安心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