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记忆里，家里的厨房总是飘着诱人的香气。母亲像个神奇的魔法师，总能把普普通通的面粉，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煮稀饭、手擀面、蒸馒头，每一样都让我垂涎欲滴，而最让我心心念念的，当属母亲亲手擀的红薯面条。

上世纪七十年代，红薯是农村人家餐桌上的常客，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那句“红薯面，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便是当时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犹记得那天上午，母亲从面缸里舀出两瓢红薯面，缓缓倒进铁锅里翻滚的沸水中。她往锅里撒了小半勺盐和半勺食用碱，用筷子轻轻搅拌，看着面在水中渐渐变成小颗粒。搅拌均匀后，母亲把热乎乎的面团盛到案板上，开始了她的“创作”。她的双手轻柔地按压、揉搓、折叠，动作舒缓又有节奏，渐渐揉成光滑紧实的面团。母亲把擀面杖横在面团上，双臂均匀用力向前推。擀面杖擀过、卷回、再擀再卷，如此反复了十几次，面团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变成了薄薄的面片。然后撒上一层红薯面，将面片层层叠好，然后拿起刀，刀起刀落间，宽窄一致面条次第排列，整齐得就像机器做出来的一样。

母亲坐在灶台前，用那双灵巧的手，轻轻点着柴火。趁着大铁锅烧水的间隙，母亲取出案板下放着的青石蒜臼，先放了一勺盐，然后把剥了皮的大蒜放里面，用石锤连续捣几下，把大蒜捣碎成蒜泥状，兑上清水，再滴上几滴小磨香油，清香爽口的蒜汁就调制好了。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母亲还会从鸡蛋罐里拿两个鸡蛋，用开水一冲，做成一碗蛋花蒜汁。

蒜汁调制好，水也烧开了，面条下锅几分钟就煮熟了。一掀开锅盖，白雾腾起，裹着红薯自身的甜香味就飘散开来，弥漫着整个厨房。母亲给我先盛了一碗面条，然后往碗里浇一勺兑有小磨香油的蒜汁，笑眯眯地递给我。接过那碗红薯面条，我急不可耐地拿起筷子把碗里的蒜汁搅拌均匀，挑起几根面条，轻轻地吹凉，先吃一小口滑爽筋道的面条，再喝一小口清香四溢的面汤，红薯面条的美味让人回味无穷。怪不得人们都说：“红薯面条蒜汁拌，给碗牛肉都不换。”

虽然红薯面条好吃，但做红薯面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红薯面天生松散，不像白面那么好揉，面团的软硬全凭经验掌握。面硬了，根本擀不开；面软了，面条一下锅就容易断，煮出来成了糊糊，根本没法吃。所以，在村子里，能做出美味红薯面条的人家并不多。

后来，村子里有人带来了一台挤压红薯面条的机器，一下子就成了“明星产品”。那段时间，村子里热闹极了，家家户户排着队，轮流用机器压面条。这机器虽然也是手工操作，但比手擀面轻松多了。只要把刚出锅、热气腾腾的红薯面馒头放进机器里，一次能放三四个，然后转动中间的螺旋杆，一根根光滑圆润的面条就 “跑” 出来了。用这机器压出来的面条，吃法也多了起来，热汤面、凉拌面、炒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条件好点的人家，还会配上臊子，或者加点青菜、豆腐、木耳、洋葱等配菜，吃得那叫一个美。

再后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人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家家户户都吃上了大米、白面等细粮，红薯和红薯面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挤压红薯面条的面条机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如今，走进粮油市场和超市，货架上的面条种类繁多，可都是机制的干面条，再也找不到手工擀的面条，更别提那心心念念的手擀红薯面条了。我找遍了大街小巷，好不容易在菜市场附近的馍店发现了红薯面。我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子，馍店老板才勉强答应卖给我一斤。

回到家，我照着记忆里母亲的样子，在不锈钢盆里揉面，一步一步照着儿时的记忆操作。可不管我怎么努力，做出来的面条都不是记忆中的味道。

母亲已经离开我十一年了。现在想来，那一碗碗红薯面条里，藏着的不只是美味，还有母亲的爱，有地灶里跳动的柴火，有院子里的鸡鸣犬吠，更有母亲眼角那温暖的笑纹。那些围坐在灶台边，眼巴巴等着吃红薯面条的日子，成了我生命中最温暖、最珍贵的回忆。

作者简介：杨明会，邓州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