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厉害的人，都是“长期主义者”
提起敦煌，大概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副副色彩绚丽、气势恢宏的画卷。
提起常书鸿，知道的人，却不多。
然而，没有常书鸿，便没有今天的敦煌。
一个倾尽50年，为中国千年宝藏操碎心的先生，他是敦煌学奠基人之一，首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常书鸿在他年逾80岁，在他的自传《愿为敦煌燃此生》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就是困难的反复，但我更不会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但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他对自己半生心血，全部用在守护敦煌上，从不后悔，如是说：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没有一件让我后悔的事。”
一个年近百岁、头发花白的老人，走过大半生，为了敦煌事业，妻子离他而去，女儿没有教好，吃尽苦头，放弃许多，却依旧坦然有力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令人着实感动和震惊。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常书鸿先生，坚持着下来？
想起这样一句话：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于是，人人都抢着发光，却很少有人去想，如何成为一粒金子。”
常书鸿就是一个在守护敦煌事业上，不断将自己锤炼成金子的“长期主义者”。
在常书鸿6岁那年，迎来的辛亥革命。
有一天晚上，常书鸿家的附近起了大火，对他们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大影响，但动荡的社会环境，家里的大人不敢再回到原来的家中，只好去投奔亲戚。
或许是缘分使然，大家庭遇到了难处，却影响着常书鸿一生的事业追求。
常书鸿有个三叔，从小聪明，却不幸因病致残，夺走了双腿，一只手萎缩，只有一只手可以勉强活动吃饭。
一直在读书的二姑鼓励三叔，坚持画画。坚强的三叔，不仅坚持下来，而且还可以靠卖画维生。
小小年纪的常书鸿看到三叔一点点坚强地生活下去，也跟着三叔一起学绘画。
这段经历，便成了常书鸿的绘画启蒙，也因此与画结缘了。
进入学堂，读到高小后，常书鸿又认识了一个叫陈永安的同学。两个人都喜欢画画，特别投缘，一起学习绘画，让常书鸿对绘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在报考高等级学校时，父亲坚持给他报了工业学校。
尽管如此，对绘画已经深深着迷的常书鸿，依然没有放弃对绘画的学习。
19岁那年，常书鸿从工业学校毕业，可以留校工作。此时，在常书鸿心里，对人生已经有新了规划，他渴望远赴巴黎，学习绘画艺术。
只不过，家庭条件太差，只能先留在国内，做一些与绘画相关的纺织工作，想办法自己攒钱去法国留学。
人这一生，有很多种选择。
有人选择了收益最高的事，有人则选择了自己内心深处最热爱的事。
然而，一切能够长期坚持的事，都源于发自内心的热爱。
对绘画的热爱，让常书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忘初心，为之努力。
1927年，常书鸿23岁的常书鸿终于踏上了求学法国的轮船。
这一路，并不容易。一个月的航行，为了解决初到法国的经济困难，他在船上找了打杂的工作，洗碗、洗菜等工作，都由他一个人负责，住在最透不过气的舱底。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心系绘画艺术的常书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到达法国后，在老乡的帮助下，常书鸿租到一间阁楼，需要弯腰进门，走到窗前才能直起身子。
就这样，常书鸿开启了为期10年的法国巴黎绘画学习生涯。
在这10年中，常书鸿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对绘画艺术的热爱，拿到了许多奖项，得到了徐悲鸿等知名画家的赞赏，也开了自己的绘画展，并取妻生女。
随着对法国艺术文化的逐渐深入了解，常书鸿开始思考与反思，他一方面厌恶法国文学艺术上形式主义的没落和颓废，另一方面，对于学院派一些陈陈相因的绘画理论感到失望。
他开始怀疑，这10年的法国之行，是否值得。后来，得到当时知名的大家指点，加是国内政局动荡，他决定回国报效祖国。
这个小经历，也正是常书鸿与敦煌连接的第一座桥梁。那时起，常书鸿便决定，为敦煌而生，守护敦煌。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虽然常书鸿觉得，在巴黎的10年，对巴黎艺坛越来越迷茫和不满，但是，若没有这10年来，艺术的洗礼与熏陶，他也是很难真正理解中国的文化与绘画艺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世界上，最好走的路，就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路。
正是中西绘画艺术的对比，从更深层次地激起常书鸿回到祖国，投身敦煌的决心。
1936年，常书鸿回国了。
可是，此时的国家，正是外强侵略，内部动乱的年月，常书鸿想去敦煌的愿望，不得不被搁置。
直到1942年，常书鸿才有了正式去敦煌的机会，当机会找上门，他想都没想，满口答应了。
所以，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这一切，都是常书鸿一个人解决的。
他动用自己的关系，搭起班子，又开了个人画展，筹集资金，最终才有了守护敦煌的启动。
由于硬件装备太差，原来半个月的路程，却走了1个月。
要知道，那时候的交通环境，比现在要差很多，多出来的半个月，等于要多承受舟车劳顿半个月，吃的喝的、路上恶劣的自然环境，都双倍来袭，还有战争时期，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危险。
到了安西之后，汽车是不能行驶的，只能靠骆驼或步行。安西到敦煌这一段路程，他们第一天走了15公里，夜里投宿的地方，只有半缸水需要供7个人和骆驼饮用。
张大千曾经常书鸿说，守护敦煌，等于一个无期徒刑。
当时，常书鸿坚定地回答：“如果认为在敦煌的工作是“徒刑”的话，那他一辈子“无期”地干下去也在所不辞。”
在敦煌的日子，几乎每一分钟都不是不容易的。
工作是难的，生活是苦的，空有守护的名头，却缺少相关方面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还可有克服，资金的短缺，而是令人寒心和心痛的。更有人借由视察之名，拿走壁画作纪念。
好不容易，才等来了新中国成立，原以为对敦煌的保护工作，会得到更好的支持，没想到，又来了文化大革命。
1082年，年近80岁的常书鸿在敦煌守护了40年，由于身体原因，不得不迁居北京养病。
1994年，常书鸿离世，一部分骨灰葬于北京八宝山，一部分骨灰按照他的遗愿，葬于莫高窟九层楼对面的金沙中。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人为了某件事、某个地方而生，那么，常书鸿就是为敦煌而生的。
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叫“长期主义者”。
网友们给出的概念是：
“所谓的长期主义，就是每一次小的坚持，小的进步后，依然觉得‘坚持’是正确的。长期主义不是坚持重复一件正确的大事，而是坚持改进一件件小事。”
我以为，常书鸿便是一个长期主义者。
与其说，他是对绘画的热爱、对敦煌的感情，不如说，他的家国大义，更为妥帖。
在守护敦煌的过程中，常书鸿便是将平凡化为非凡的持续过程。
最后，以这样一段话，与大家共勉：
真正聪明的人，都善于下笨功夫；
真正厉害的人，都是长期主义者；
因为只有长期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人生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