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团练是从保甲制度的肌体中诞生的基层控制组织,“团练来源于保甲,它在官方的督导下由地方士绅领衔组建,以村寨为基点,筑墙设防,坚壁清野,奉行寓兵于农,实施地方武装自卫”。
一、贵州团练的起源
在贵州文献中,“团练”一词出现也较早。康熙《天柱县志》记载:“天邑杂处苗巢,而所治之设大都为御苗计,朱君相其扼要设建哨堡,以故苗格民安,数十年来不闻窃发扰,然当日之所防者,堡则分调官军,哨则团练乡勇守城,不过百余军,自行屯种,不费斗粮。”

清廷虽号称有数十万大军,但是由于军政腐败,将弁因循和吃空饷等弊病,绿营军战斗力已极为低下。在贵州,驻军的战斗力极为虚弱。据胡林翼观察:“(贵州)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令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屯军九千余名,布置各堡,本极周密,然虚籍徒存,实政无补。”

二、晚清地方官府主导下的团练
晚清贵州团练的产生是应对“内忧外患”局势的产物。黔东南、黔西南所在地区与邻省交界,地形复杂、族群错落,土司辖区、行政区域及山岭河流之间的犬牙交错式分布,不仅使得土地、山林、河泽等资源归属模糊,还易形成俗称“三不管”的插花地区域。例如“黄平州所辖之灌水一隅,远在七百里以外,镇远所辖之四十八溪远在四百里以外,其中皆隔越数州县之地……其他参互交错,零星脱落,直若围棋,而莫辨主宾之属”。插花地区域多为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是天然的避难场所,盗贼出没频繁,社会秩序混乱,给地方治理造成严峻挑战。

道光二十九年(1849),时任镇远知府的胡林翼为弭盗颁布《镇远团练章程谕》,明确了团练的组织原则、职能和内在要求,是为晚清团练之篙矢。咸丰初年,胡林翼履新黎平知府,受令防堵入湘太平军,胡林翼乃“募壮勇,扼隘防堵,办团练千五百余寨,建碉卡四百五十余座,连屯相望”。胡林翼十分推崇保甲团练,其认为“保甲团练,实救时之善政”。并强调保甲团练对于治理匪患的重要作用,“非行保甲,断不能露出贼踪,使匪党不得潜匿;非力行团练,断不能齐一民力,以守望遏其奔逃”。

胡林翼在兴办团练中强调士绅对地方团练的领导。“乡村堡寨,周围二三十里,作为一团,一团之中,公举正派绅耆二人,作为团总”。胡林翼认为,通过正派士绅的领导,团练可以达到清内匪、防外盗的成效。在黎平知府任上,胡林翼先后颁布《申谕保甲团练章程》《凯里绅士团练谕》等章程,完善了团练的整体设计及明确了士绅在团练中的责任。

道光末年,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教众日增,已成长为影响晚清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1850年7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预备在广西金田起事。兴义府与广西相邻,以红水江为分界线,江以南为广西西隆州及凌云县,江北则为兴义府亲辖地及兴义县之捧鲊巡检分辖地、贞丰州及册亨州同分辖地。受拜上帝会势力北进的威胁,兴义府在朝廷严令下也着手练团防堵。

结言
贵州咸同战争爆发前,胡林翼、张瑛所创立的团练各具特点。胡林翼办团强调发挥士绅的作用,士绅成为团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张瑛等人在兴义府倡办的团练由地方官控制,无论从团练的发起、领导及运作来看,团练的权力都牢牢掌握在地方官府手中,士绅在其中的作用极为有限。两者倡办的团练皆取得良好成绩,这表明地方团练在对内控制人民、对外弭盗及地方防御上有着显著成效,这也为团练在咸同战乱中的广泛组织及运作提供了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