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博物馆 | 敦煌人的人生新路
敦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和十余个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地。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
【南朝】刘孝先
2010年中秋节期间，《生活》杂志的采编团队去到敦煌采访，樊锦诗院长是编辑部最先接洽的敦煌人，他说：“到今年，我在敦煌已经待了50年了。”所有人都安静了。
前言《一生的归宿》中，樊院长写到：“与千年洞窟相比，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敦煌为伴，为保护莫高窟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是极大的幸福。”生活编辑部荣幸有了一次对“敦煌人”心路历程比较全面、丰富和深入的记录，汇集成《敦煌，众人受到召唤》一书，以文字形式保留了这些敦煌人的生活篇章。
刚刚过去的4月18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今年的主题是“共享文化、共享遗产、共享责任”。2023年《生活月刊》200期，《生活》再次踏上西行旅程，这一次的书写围绕独自守望两座石窟的刘国虎的故事展开。
独望满天神佛
刘国虎第一次上金塔寺，东窟的门刚刚推开，他的目光就被中心塔柱一角的彩塑胁侍菩萨牢牢锁定。经历过许多次地震、暴雨，万幸一直安然无恙，这里就像他17年前刚来时那样。
这就是石窟的精妙之处！
一
终于等到水面冻结，刘国虎满心欢喜又愈发忐忑。踩下油门之前，照例先深呼吸几次，可心脏依然怦怦猛跳。棉衣、棉裤、军大衣把周身裹得严严实实，藏在皮手套里的双手还是冻得有些僵硬。白烟自鼻翼而起，在眼前弥漫升腾。
对岸雪山连绵，整片瓦房城水库已经冻得结结实实。只要顺利穿越这两三公里冰面，就能少走24公里盘山路，提前一小时到家，和一个月没见的妻儿团聚。
铃木AX100已经迫不及待频频轰鸣，浓烟骤起，仿佛老马重返沙场，体力虽已不济，却不甘心输了声势，四蹄先刨出满天烟尘。刘国虎这台是二手的，除了喇叭不响，哪里都响。如果天还暖和，就得在腿上捆两个塑料袋，因这摩托最怕涉水，路过水库必定熄火，把他的双腿一次又一次杵进水里。加油之前要先往油箱里倒些机油，于是，
只要骑上它，刘国虎的踪迹就不难寻觅。他将始终被一团黑烟笼罩，连鼻孔也熏得黑乎乎的，仿若神话中的角色。刘国虎是金塔寺石窟的文物保护员，从2006年开始，孤身一人在祁连山深处，守着两座1600多年前开凿的石窟，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
除夕也不例外。每次抱起儿子，发现这孩子一下子又蹿高了几厘米，恍惚间他便觉得，儿子像是“蹦着长大的”。他所守护的金塔寺石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马蹄寺石窟群的一部分，虽只有东、西两窟，却被誉为“特窟中的特窟”，据推测，它可能是皇家石窟，由北凉第二任君主沮渠蒙逊为纪念母亲而建，及至北魏、西魏，到西夏、元代，又历经千年营造，至今仍留存着600多平方米壁画和270多尊彩塑，东窟龛楣两侧的肉身飞天，更是独一无二飞天形象出现的时间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300年。刘国虎家在张掖市区，到马蹄寺景区有69公里，而从马蹄寺再上金塔寺要继续开一小时盘山路，最后几公里则是陡峭的乱石路，除了摩托，只有四驱SUV能挑战一下，若是天气不好，就只能步行。石窟孤悬于60多米高的崖壁之上，海拔2800多米，要抓着铁链，再爬240级坡度接近60度的石阶，才能抵达石窟所在的栈道。17年间，这条路他不知道来来回回走过多少遍。
骑摩托穿行冰面考验车技，更挑战心理素质。要一直梗着脖子观察远处，还得随时留意脚下，即便处处谨慎还是难免摔跤。冰棱都藏得刁钻，一不小心就会蹭到。车速更要讲究，慢了无法掌握平衡，快起来一旦摔跤会摔得更狠。摔了几次终于找到窍门，一档太慢，三档太快，二档小油门刚好。不过，这摩托没有自动变频功能，必须适时操纵换档杆，精神要高度集中，虽是隆冬，每次到了对岸都满头大汗。
回到家，妻子心疼他又摔跤了，他反倒安慰妻子，没事，看我穿的衣服多厚？像不像大熊猫？2023年仲夏，45岁的刘国虎又想起穿越冰面的那些遥远的寒冬。夏日阳光暴烈，仿佛砸在身上，片刻就把皮肤灼得生疼，不过，远处雪山上，最后一点积雪仍顽强地占据峰顶，那里海拔在4800米以上。十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换了两台摩托，他的前额爬上了几道抬头纹，而儿子已经上初中，早就抱不动，也不肯让他抱了。但他无比欣慰的是，自己从28岁开始守望的两座石窟，经历过许多次地震、暴雨，万幸一直安然无恙，就像他17年前刚来时那样。于是，他所摔的那些跤，他曾为之放弃的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二
佛祖讲经说法，为什么一旁的菩萨却在开小差？每次有人造访，刘国虎都会自我调侃一番，讲起17年前自己问的那个古怪的问题。那是他第一次上金塔寺，东窟的门刚刚推开，他的目光就被中心塔柱一角的彩塑胁侍菩萨牢牢锁定。当时张掖文物保护研究所的老所长施爱民听了他的感慨，不禁哈哈一笑说，这就是石窟的精妙之处啊！
当时，刘国虎当兵复员转业回到张掖后，已经在马蹄寺石窟管委会做了4年安保工作。十六国纷争频仍，北凉存世不过三四十年，沮渠蒙逊当年营造的马蹄寺石窟群却残存至今。马蹄寺北寺石窟群早就开发成旅游景区，相形之下，远在深山中的金塔寺石窟却鲜为人知，不对外开放，甚至长年没有专人看管，只有一位60多岁的牧民每天放羊时顺道看一眼，全年报酬总共500元。如果不是2001年一件震动全国的飞天大案，金塔寺或许还将继续隐匿在山中。那年元宵节刚过，老牧民突然发现，有人锯开石窟墙上的钢筋窗户，铲下大片壁画和几尊彩塑，其中包括两尊肉身飞天。甘肃省成立220人专案组，历时一年多才从拉萨和尼泊尔追回这9件遗失的国宝，把它们修复回原来的位置，可惜绿裙飞天的手臂折断了，飘带更无法复原。飞天大案发生后，金塔寺石窟的安保终于被提上日程。
问题在于，金塔寺太偏远，生活极不方便，还时常有野兽出没，没人愿意长住。每隔一段时间，轮岗的同事就会找些理由，申请调派下山。2006年，上山的任务轮到了刘国虎。皮卡载着老所长离开后，洞窟骤然安静下来。东西两窟都挂着锁，而刘国虎没有钥匙。面前群山无际，过道上只剩下回旋的山风，突然之间，又纷纷扬扬飘起雪花。
起初他以为日子不至于太难熬。毕竟，早年在陕西耀县当兵时，他就时常冒着严冬独自站岗放哨。可他显然低估了孤独的杀伤力，钝刀一般旷日持久的撕扯。有时接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一个人影。坐落在半山腰的大都麻村，是距离他最近的村落，却也要穿越3.2公里原始森林。山上只有一间小屋，卧室、客厅、厨房三合一。大多数时间，他独自拨动炉火，或者清扫一下石窟外的过道，隔着钢筋窗户观察窟内有没有渗水，壁画和雕塑是否剥落。后来他开始到山中穿行，接连几个小时，从不同角度眺望石窟的位置，看看红砂崖壁是否塌方、开裂，搜索羊肠小路上有没有可疑的足迹，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小屋里没有电，也没有水，手机要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才能勉强搜索到信号。一根扁担和一个水桶是他为数不多的家当。工作站上面有个大水窖，把水窖里的冰砸开才能取水，挑一次水，来回40分钟。买菜要去24公里以外，回程一路颠簸，有时一不留神菜就落下悬崖了。他开始种菜，等到天气转凉，就再多囤些土豆、白菜，像冬眠的动物那样捱过漫长的冬天。
小屋里奇寒无比，单人床上满满当当堆的都是衣服，秋衣，秋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军大衣，羽绒服……出门要穿好几层，夜里睡觉更得把各种衣服都穿上。有一年，时任文物局唐局长带着专家到金塔寺石窟考察，在刘国虎的宿舍里坐了一会儿，发现枕头旁边放着一顶毛线帽，就随口问了一句。刘国虎告诉他，晚上睡觉特别冷，不只鼻子、耳朵冷，头也冻得厉害，要戴着帽子才能睡着。见唐局长不太相信，刘国虎就给他看床架子，底下吸满了冰晶。床边贴着一块棕垫，
谁都扯不下来，已经冻结在墙上了。唐局长没说什么。不过，转过年来，文物局专门拨款，给小屋换了窗户，外墙添加了保温层。物质的艰苦总能忍受，最难熬的其实是内心的焦灼。偶尔才有同事上山调研，或者专家来参观考察，逗留几个小时便走，山中旋即又万籁俱寂。绝大多数时间里，陪伴他的只有“风声，雨声，火炉的声音”。孤独如同饿狼环伺，旷日持久与他对峙，要加倍地小心，努力保持平静，方不致被孤独吞噬。
三
山高林莽，金塔寺石窟曾经长年没有电子安保系统，而刘国虎只有一双眼睛。他开始四下拜访牧民，很快和大家成了朋友，向他们宣讲金塔寺的独特价值，请他们做自己的眼线。渐渐地，他看着山路上的脚印，是内八字还是外八字，脚长还是脚大，就能轻松辨认出脚印的主人，是哪家的父亲、母亲，儿子或者女儿。如果有的脚印认不出来，就得赶紧上石窟查看，外来的陌生人是谁，来做什么。他还拿马尾巴绷了一根线，拦在去石窟的必经之路上。线很细，行人几乎无法觉察。隔几天他就去看看，那根线还在不在。他每天琢磨着各种土办法，自得其乐，每想出一个新点子都能让他更安心些。
过了几年，两座洞窟总计18把钥匙终于全数交给了他。他更忙了。老鼠、鼹鼠、鼠兔、鸟，都是潜在的威胁。他在佛龛上发现过老鼠的爪印，有大有小。鼠类如果在中心塔柱上打洞，会损毁整座龛台；鸟类筑巢、排便则会危害壁画和塑像。他就在老鼠的必经之路上摆放粘鼠板，设置机关，每天把洞窟清理干净，老鼠无处可藏，终于不再来了。他自制了些防鸟网，可惜只防得住鸽子，防不住更小的鸟，于是又写申请，请文物所安置专业的防鸟网。金塔寺处于地震断裂带，甘肃、青海地震频发，有好几次地震波滚滚而来，工作站的玻璃窗似乎都快摇碎了。他提心吊胆，地震一停马上去洞窟，仔细查看壁画、塑像是否脱落或损坏。这里山体红砂质地较细，洞窟里一直有些细小的裂隙，他担心经年累月裂痕会扩大，可是肉眼很难觉察，思前想后，他就又想出一个土办法，裁两张小纸条贴在裂隙之间，左右各一张，相互叠压，再在纸条上画一根黑线。一旦裂隙变大，黑线就会分开。每天做的，大多是这些琐碎的工作，事无巨细要考虑周全，而他觉得，这些不过是守窟人的本分。
祁连山中，狼和熊不时出没。有时熊会闯进牧民家偷清油，把装油的大塑料桶都压扁了，显然是两只熊爪捧着，喝到最后或许又举到嘴边倒了倒，直到一滴不剩。他便向牧民们请教，逐渐掌握了些与动物相处的诀窍。每次在山里走，都要顺着风，人的嗅觉当然远远比不上动物，但顺风能帮他更早些察觉到动物的气味，提前做出反应。渐渐地，他也能辨认动物的脚印和粪便，判断是否有棕熊出没，是来了孤狼还是狼群。他还随身带着炮仗，提前点燃，警告野兽不要靠近。
不过，就算十分小心依然险象环生，危险真正来临时，大脑其实一片空白。有一天巡窟，走过一片森林，突然发现暗处蹲着一头狼，看身形有100多斤。狼直勾勾盯着他，一动不动。他不敢跑，冷汗从毛孔里猛地钻出来，但仍要努力保持镇静，他记得牧民们的忠告，要用气势镇住狼。他就同样盯着狼，也一动不动。过了一分钟，狼转身消失在密林里。也许只是几十秒，或者几分钟，时间其实像停滞了一样。
儿子5岁时，他骑着摩托带儿子一起巡窟。那天刚刚下过雪，地上积起薄薄的一层，一路空气都很清新，却不料一股奇臭突然扑面而来。他还没反应过来，和儿子开着玩笑，摩托照旧向前开着。他猛地意识到情况不妙，回头去看，地上留着熊的脚印。看来熊刚刚过去，如果自己早来一会儿，和熊打了照面，后果不堪设想。
我到金塔寺拜访刘国虎之前的两个月，熊刚刚来过。那天早上他接到一位牧民的电话，说自家新修的羊圈，双层板墙上裂了一道缝，女主人在旁边发现了熊的脚印。刘国虎忙去查监控，回放到凌晨三点多，一双绿油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从河谷方向不断逼近，一直到了工作站院墙外，在门边向院子里窥探许久，才转身离开。当时，刘国虎就睡在院墙里面，只隔着那扇门。
五
你是守窟人，为什么却不了解这座洞窟？2007年7月，伦敦大学教授韦陀（Roderick Whitfield）到金塔寺石窟参观，突然问了这个让刘国虎难以作答的问题。刘国虎只好如实相告，自己虽是守窟人，可手里并没有钥匙，因为韦陀上山，自己才有机会一起进窟看看。
70多岁的老人带着厚厚一摞资料。当时并没有任何关于金塔寺的专著，但他收集了各种相关论文，有些甚至是豆腐块式的剪报，装订在一起，累积了一沓。刘国虎第一次知道，原来学者们已经对金塔寺做了这么多研究。
韦陀的中文非常流利，也很健谈。得知刘国虎是复员的老兵，韦陀说自己也当过兵，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两人之间的距离感似乎一下子消失了。韦陀曾在大英博物馆工作过16年，他和刘国虎讲起馆藏的中国文物，讲自己几十年前退伍后如何被吸引着开始研究东方文明。
十多年过去了，刘国虎依然记得那个近乎神奇的早晨，“就像是佛祖的旨意，老人家来给我当老师来了。”临别时，老人写下家庭地址和电话，把自己带的资料全都留给了刘国虎。刘国虎开始如饥似渴研读那些论文，渐渐地，它们已无法令他满足，他又开始搜集更多关于石窟和佛教艺术的书。他从未试着去拨打韦陀的电话，但这位来自异国的退伍老兵，让他忍不住开始畅想自己的未来。他曾以为，自己不畏艰苦待在山里，每天奔忙，已经尽到守窟人的本分，渐渐地却意识到，一个守窟人该做的其实还有很多。
以此为契机，我们重新回顾三期敦煌别册中那些在敦煌找到自我的人们，通过他们各自对敦煌的不同探索，在这里找到了自身在艺术、文化乃至人生新路的故事。
|《生活月刊》敦煌别册一|
2010年的中秋节，我们在敦煌的黄昏里，看到太阳与月亮同时出现在地平线两端。云霞的余晖倾覆在三危山上，沿着戈壁沉默地流淌。浮云每隔几秒钟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超出我们想象的极限。我们知道，那些在这片荒芜里守望了数十年的“敦煌人”，也曾无数次见过同样的夕阳。
285窟是莫高窟中有确切纪年题记的最早的洞窟，它不仅是一座王者之窟，各种信仰还在此济济一堂。沉寂的285窟在1950年代后焕发出新的生机，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奔赴敦煌，一时人才济济。常书鸿领导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整窟原大原色的临摹工作，首选285窟。在段文杰的主持下，六位画家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5米×12米285窟原大原色壁画摹本。这件大型作品先后在北京、上海和日本的东京、京都等地展出，引起巨大反响，第一代“敦煌人”的命运，也因此建立起神秘的关联。
|《生活月刊》敦煌别册二|
时隔三年多，《生活》在隆冬时节重返敦煌，再度走进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千年洞窟，并与几代敦煌人重逢。清晨落了雪，沿路的白杨树笔直地伸向天空，如同执戟的武士。要到九点多，太阳出来以后，温度才开始从零下15摄氏度一点点攀升。北方的冬天，是纯粹的冬天。但是，50多年前，在第一代敦煌人的记忆里，这里的冬天并不诗意。
1956年，23岁的李云鹤从山东潍坊来到敦煌，在这里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寒风凛冽，大泉河迅速冻结，平时取水，需要凿开厚厚的冰层。清晨起床，鼻子上覆盖着一层霜。当时李云鹤高中还没毕业，就在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下启程了，在敦煌逗留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常书鸿留住了他。当时的莫高窟，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风沙淹没了大片的石窟，满窟的塑像倾倒垮塌，壁画空鼓、起甲严重，大片地脱落，让人痛心⋯⋯李云鹤开始尝试怎样才能对洞窟进行保护与修复。
如今，81岁的李云鹤已经是中国文物保护修复界的泰斗，但他每年还是会专程爬上山，看一看161窟，就像探望一位久违的老友。50多年前，他经过两年的探索，修复了这座濒临毁灭的唐代洞窟。这是敦煌研究院历史上自主修复的第一座洞窟，也是敦煌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
|《生活月刊》敦煌别册三|
|《生活月刊》敦煌别册三 |
这是《生活》杂志敦煌专题的第三辑。我们拜访了敦煌研究院的三代美术工作者，从30多岁到90多岁，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命运，虔诚与执着却始终传递，生生不息。70多年来，一代代敦煌人的守望，为千年光阴赋予新的含义。
一个时代正在落幕。第一代敦煌人日渐凋零，他们的甘苦喜悲也逐渐不为人知。倘若他们没有来到敦煌，守护着满山的洞窟，这片大漠美术馆或许早已在肆虐的风沙与劫掠中湮没于人世。对他们每一个人而言，如果当年没有到敦煌，人生又会怎样？或许他们会成为更著名的艺术家，或许他们能少受些苦，过上更平静的生活。但世间并不存在假设。如今，常书鸿、史苇湘、李贞伯早已故去，常沙娜、欧阳琳、万庚育也已经八九十岁高龄，六七十年前，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了那个影响一生的决定？最初的理想又在现实中遭遇过怎样的波折？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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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泉
完整文章请阅读《生活月刊》200期及敦煌别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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