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司佳︱被隐没的角色：沙州刺史李无亏与莫高窟北大像的营建
莫高窟第96窟“九层楼”外观［孙毅华、孙儒僩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2“石窟建筑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图14］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3年第12期，责任编辑王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武周时期始建的北大像是敦煌莫高窟第一座带有像阁的巨型造像。载初元年至延载元年任沙州刺史的李无亏应在这一工程的规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赴任沙州前，李无亏曾宿卫于洛阳，有条件目睹天堂及其内部干漆夹纻大像建起，此即洛阳天堂大像和北大像之间观念和形式的关键纽带。一方面，对北大像开凿过程的分析表明，石窟、大像和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严密设计，其中蕴含建造像阁的强烈意图，反映出与天堂大像相近的营建思想；另一方面，从李无亏面对的社会现实来看，组织本地人开展此项工程有利于维护边地稳定，有效实现了刺史职责。对《莫高窟记》的重读将北大像的历史信息来源指向“沙州图经”，后者的性质和功能导致其书写隐含典出《诗经》的政治话语——“子来”，亦即李无亏角色被隐去的根源。
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区、任何时期，创造远超人类日常尺度的事物都是充满挑战性和象征意义的工程。从北魏云冈的昙曜五窟开始，中国中古时期陆续出现多座高度超过十米的巨型造像，而唐代是其营建的高潮。佛教对尺度的关注源自佛经，后者包含描述数量的丰富词汇，扩展了人们对世界尺度的认识与想象，也奠定了巨像的理论基础，即宫治昭所说的“大佛思想”[1]。除了观念背景外，大像营造亦有“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原因”[2]。考虑到庞大的工程量和非实用性，营建背后必然有着某些个人的强烈需求与复杂动机，它们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形塑，但最终由个体的经历和感受所决定。
敦煌莫高窟拥有两座始建于唐代的大像。其中的“北大像”即敦煌研究院编号第96窟，建于武周时期，主尊为一座高达35.5米的垂足倚坐弥勒佛像（图1、图2）。晚唐《莫高窟记》明确提到：“又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卌尺。”[3]从这条记载出发，已有不少学者论及北大像的营建与武则天的政治宣传的关系，且大多认可北大像的出现是阴氏家族及敦煌百姓对这些宣传的回应[4]。亦有学者注意到，在《莫高窟记》提到的两人之外，载初元年（690）至延载元年（694）的沙州刺史李无亏很可能也参与规划了北大像的营建[5]。综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李无亏的生平事迹和北大像的建造细节来看，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尽管我们目前尚未发现明确证实李无亏与北大像关系的史料，但可以尝试通过勾连同一时空中的事物，探索影响个体行为的种种因素。同时，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为何李无亏在大像营建工程的历史书写中被隐没，以及该工程对于他个人及沙州民众的意义。
图1 莫高窟第96窟主尊“北大像” 初唐 高35.5米（《敦煌石窟全集》22“石窟建筑卷”，图15）
图2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1925年拍摄的敦煌莫高窟北大像 （孙志军编著：《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44—45页）
一、洛阳天堂大像的启示
2002年，李无亏墓在陕西杨陵被发现，出土了精美的石墓门和《大周故沙州刺史李君墓志铭》。根据墓志，李无亏为麟德二年（665）进士，选授秘书省校书郎。33岁时，为定州北平县丞，后历任许州司兵、宋州司法。永淳元年（682），46岁的李无亏出任并州阳曲县令。其时突厥进犯此地，他“下琴堂而赴军幕，罢磬学而议兵韬”，率兵击退敌人，获授上柱国。垂拱三年（687），“授芮州府果毅，仍兼长上。致果之职，实掌外兵；警卫所资，寄重中禁。千庐徼道，彰悬猷之劳；七萃羽林，应司阶之列”[6]。“芮州府果毅”即芮州折冲府果毅都尉，“长上”则意味着他的实际工作地点是都城洛阳[7]。莫高窟北大像的故事要从这里讲起。
李无亏初到洛阳之时，武后临朝执政多年，正在神都大兴土木，给这座城市留下鲜明的个人印记。垂拱四年，明堂作成，坐落在被摧毁的乾元殿基础之上[8]。同年五月，武后下诏称她将亲自拜洛受图，并且准备在仪式结束后于明堂会见群臣。同时，“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9]。召集令的发出，无疑是对所有李唐宗室成员和天下诸州的一次宣告——不顺应武氏政治意图的人将会受到惩罚。在明堂建成后不久，其后方也落成了一座名为“天堂”的建筑，内奉一尊干漆夹纻大像。史料虽未明确提及大像的尊格，但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都认为它应是一尊弥勒佛像，并由政治和宗教思想的背景论及天堂大像对同时期其他大型倚坐佛像的影响。罗世平指出，莫高窟北大像是对天堂大像的忠实模仿[10]；大西磨希子的文章亦涉及同一时期倚坐像和弥勒大像的传播[11]。不过，包括两位学者在内的相关论著皆未细谈“影响”“传播”或“模仿”的具体发生方式，也未涉及大像材质与建造方式的细节。实际上，这两座分别位于都城与边境的大像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纽带，即本文的主角李无亏。
按唐代兵制，中央禁卫军的十六卫或东宫十率府领府兵，府兵又分内府和外府，外府即为折冲府[12]。墓志铭没有提到李无亏在禁军中的具体所属，不过禁卫军的职能基本不离守卫或巡逻宫城与皇城。另据《唐两京城坊考》，唐东都南衙诸卫多分布于应天门外皇城第一横街以南和第三横街以北的地带，也就是说他的官署距离宫城非常近[13]。李无亏供职洛阳三年，在此期间，宫城中的明堂和天堂建成，他必然目睹了这两座宏伟建筑拔地而起。身处其间，他能够充分感受到都城的政治氛围、武则天对祥瑞事物的喜好，并领会诸多大型工程的象征意义。
鉴于物质与视觉在个人经验中的重要性，我们尝试勾勒李无亏所见大像的模样。唐张鷟《朝野佥载》描述道：“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14]在关于武则天明堂的论著中，意大利学者福安敦（Antonino Forte）关注到这尊巨像的高度、材质和象征意义等问题[15]。他在书中提及一处文献细节：第一座天堂和第一座大像毁于约691年的大风，而在694年，重建的天堂未完工便遭大火，但重建的大像并未受到影响——它后来被改造变小，供奉在圣善寺报慈阁中。由此可知，大火发生时大像被存放在距离较远的另一栋建筑中[16]。福安敦的观察是极为敏锐的，他意识到巨像与建筑的结合应发生在建筑完工之后。结合干漆夹纻造像的制作方式等物质性方面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推测。
干漆夹纻造像在6至14世纪的中国文献中皆有出现，唐代尤为流行，期间该技术又传至日本[17]。它比石质或铜铁的造像轻巧，在中古时期常用于“行像”活动。隋唐时期的干漆造像存世量甚少，其中较为完整的几尊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地，均接近真人等身大小。干漆造像的制作流程，大致是先做出木胎或泥胎原型，然后用漆将粗布片层层附着于其表面。若像内为泥胎，则需要在漆干后挖除像中泥土，加入木板或木棍作支撑结构[18]。在日本，这两种造像方法被称为“木心干漆造”和“脱活干漆造”。后者的代表作之一是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中的主尊卢舍那佛（图3），时代约为8世纪后半叶，坐像高3米，为想象唐代大型干漆造像提供了参照。一张在修复造像期间所摄的照片展现出其内部样貌，支撑性木结构清晰可见（图4）。由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何《朝野佥载》称天堂大像“鼻如千斛船”：这一尊巨大的干漆造像分部件制作后组装而成，单独制成的巨像鼻子在除去泥胎、内加木构后，若外表面朝下放置，外形恰似一艘可容千斛粮食的大船。同理，“（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表明大像的小指也是一个巨大的中空部件。对于后来被改小并移至圣善寺的第二座大像，则有“虚中，盛八石”的记载[19]。
图3 卢舍那佛坐像 8世纪后半叶 干漆夹纻 像高304.5cm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藏［水野敬三郎、岡田英男、浅井和春『東大寺と平城京：奈良の建築·彫刻』（講談社，1990年）図版106］
图4 卢舍那佛坐像内部结构［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日本美術院彫刻等修理記錄I（解説）』（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1975年）図版17］
福安敦认为，虽然《朝野佥载》属于笔记小说，但《资治通鉴》沿用了书中关于大像的部分描述，反映出司马光对其史料价值的认可[20]。司马光的时代去武周已远，他也不了解夹纻像的制作过程，无法理解何为“鼻如千斛船”，故只采“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的信息[21]。《朝野佥载》记叙了许多为正史所不载的轶闻，作为生活在武则天统治时代的人，张鷟很可能见过“鼻如千斛船”的实物，或听闻过目击者的描述。在从制作地运送到天堂的路途中，平民百姓有机会见到大像部件。从武则天的诸种行为来看，她必然不会放过每一次展示政治奇观的时机。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则天下令制作的九州鼎铸成，其中神都鼎高一丈八尺，“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22]。按此，李无亏尚在洛阳时，甚至有可能护送过大像部件前往天堂。吕博将武则天的明堂、天枢、九鼎等工程称为“仪式性建筑”“仪式景观”，指出“皇帝-臣民”的帝国秩序构造，不断吸收“宗教偶像-信众”的支配方法[23]。在围观者人数众多的情况下，人们对新领袖的崇拜随宗教情感一同高涨。大像的局部充分刺激了观者对佛像巨大整体的想象，并试图用熟悉的事物来比拟这些陌生的巨物。“千斛船”的比喻，令人想起满载粮食的大船，源源不断地沿着洛河前进的景象，而含嘉仓与回洛仓正待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