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新制造旅游”大有可为！
来源：华高莱斯
作者：郝荣福
目 录
1.从“大旅游”到“新制造”
2.“新旅游模式”成就“新工业梦想”
总有人在问，“为什么全国各地政府都热衷发展旅游产业呢？”答案很明确：“因为它可以带来能直观感受，可显现政绩的‘即期收益’。”
从塑造城市形象、扩大对外影响，再到容纳就业人口、助力乡村振兴……地方政府发展旅游产业的“内在动力”实属强大！
但是，各地热衷发展旅游之余，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发展旅游绝不是“目的”，发展旅游更多是“手段”！
©摄图网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
因为，旅游产业是“润滑剂”！它天然具有“绿色属性”，从旅游产业的区域协同能力来看，旅游是促成区域协同发展的润滑剂。
旅游产业是“连接器”！它天然具有“跨界属性”，尤其是全域旅游实施以来，旅游产业的联动跨界性被充分释放，旅游成为了统筹全域产业、生态、文化的主导者。
更重要的是，旅游产业是“转换器”！它具有很强的“包容属性”，能够与几乎所有产业进行嫁接，在产业嫁接中形成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契机、落脚点，旅游成为了“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转换器。
01
从“大旅游”到“新制造”
既然如此，各类型城市尤其是靠旅游“生存”的中小城市，在以高质量发展推动旅游产业化之余，更要充分发挥前述旅游产业“润滑剂+连接器+转换器”的作用，一方面要积极谋划、主动建立“旅游”和“工业”的连接；另一方面，更要主动作为，努力实现“大旅游”到“新制造”的转换。
为什么“旅游”连接乃至转换的目标是“工业”？
最简单的理由，“无工不富”！
众所周知，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中泰证券2021年发布的研报显示，2019年全国第二产业的税收收入占比为42.96%，其中制造业的税收占比竟然高达31.91%，位居各行业之首。
这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通过苏南调查曾经总结的四条经验那样：“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
但是，正如墨菲定理所说，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无工不富”仅仅是旅游连接乃至转换工业的“表面原因”，我们需要穿透表面而直入深层。
事实上，借用一下全球科技创新产业专家王煜全先生在《得到大师课：创新生态报告12讲》分享的观点，旅游之所以要连接乃至转换工业，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制造部门，正在决定创新的生死！”
制造部门，为什么正在决定创新的生死？
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全新的时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毋庸置疑，我们正处在一个“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制造对于创新越来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强大制造能力”促使“产业公地”形成，而产业公地是产业成长和技术创新的基础。
众所周知，“公地（the Commons）”是经济学中的经典术语，最初用来指满足放牧者需求的公共草地资源。而事实上，在制造业中也存在类似的“公地”，即“产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s）”。
“产业公地”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加里·皮萨诺（Gary P.Pisano）和威利·史（Willy C.Shih）于2009年提出，2014年两人共同出版的《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对“产业公地论”的阐述。
何谓“产业公地”？
具体来说，它是指植根于企业、大学和其他组织之中的研发与制造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工艺开发能力、工程制造能力等，这些能力共同为一系列的产业成长和技术创新提供基础。
按照上述定义，制造和创新在同一块“产业公地”上共同成长，同一块“产业公地”上不同的制造企业及其竞争对手、供应商、工人、大学研究院所、金融机构、物流企业、政府机构等犹如土地上的不同“物种”，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竞争、相互协作，各自的外部性涵养出了丰富的生态系统。
显而易见，“强大制造能力”是形成产业公地的必要元素，制造业的薄弱或者制造业的外迁，都将导致产业公地“解体”，继而让依靠公地能力来保持竞争力的各类企业难以生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产业公地”是哺育技术创新的温床，是实现产业成长的平台。当一个地区失去制造能力时，同时也在失去创新能力！
其次，围绕“制造业结合部”产生了“灰度创新”，而灰度创新是“中国式创新”的重要表现特征。
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设计研发或者源头创新。工厂只是被看作“将产品制造出来”的一个中间环节，缺乏创新的魅力。实际上，一个工厂在进行外部连接，跟不同的组织打交道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化学反应，不动声色地进行价值积累。
事实上，有一种创新就是由制造工厂与上游、下游企业联合完成的。这种围绕着制造业结合部而产生的创新，我们称之为“灰度创新”。
我们可以说，灰度创新是一个原创理论，它不是发生在企业内部，而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组织之间，甚至扩散到整个产业链的相互协同与组合，是一个关于产业链联合创新（Co-Creation）的理论。
从微笑曲线的价值演化来看，一方面，灰度创新发生在“研发与制造”的结合部分，这是中国制造独特的工程魅力；另一方面，灰度创新还发生在“制造与市场”的结合部分，这是商业模式的发展，得益于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广泛的用户市场。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需要重新修订“微笑曲线”，将其换成一种全新的“兔耳朵曲线”，才能够真正描绘出一个真实的、生气勃勃的中国工业生态。而各段区域交界处的创新，正是中国制造所形成的独有的优势。“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国式创新”！“灰度创新”正是中国“制造创新”最大的秘密，更是“中国式创新”的重要表现特征。
再有，“复杂产品的/大规模的/开放的制造能力”解决了“量产”难题，而量产打通“创新链堵点”。
除了“产业公地”和“灰度创新”两大价值之外，制造还在创新链条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科技创新演变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产物，相反已经形成一条“科研（学术界科研）→研发（工业界研发）→量产→市场”的创新链条。
正如王煜全先生撰写的《中国优势》书中所述，“科研环节，高校里诞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研发环节，科技公司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量产环节，产品被大规模地制造出来；市场环节，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触达终端用户。至此，整个创新链条才算完成。”
上述创新链条之中，相信很多人更多关注的是“一头一尾”的科研、研发和市场。但事实上，很多科技企业不是死在研发的路上，而是死在研发完成之后不能量产的前夜。因为，科技产品（尤其硬科技产品）的量产往往面临三个难题：
1）怎么用流水线制造出“复杂产品”？
2）怎么用比较低的成本制造出“大规模”的产品？
3）怎么实现制造的“开放性”，即“需求由您来提，我什么都能造”？
事实证明，面对上述三个难题，支持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的中国制造才是唯一解决之道！
我们做个小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面对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既然制造部门正在决定创新的生死，各类型城市毫无疑问需要主动建立“旅游”和“工业”的连接。事实上，互联网已成往事，中国那些最优秀的城市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很多都在重提“制造业立市”或“制造业强市”。
显而易见，我们这些靠旅游“生存”的中小城市更要坚定“生态立县（市）、工业强县（市）、文旅兴县（市）”发展战略不动摇，主动为之，努力实现从“大旅游”到“新制造”的转换。
02
“新旅游模式”成就“新工业梦想”
扪心自问，从“大旅游”到“新制造”的转换容易吗？
不容易，真的挺不容易的！
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提到的那样，“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如果说由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一跃”，那么从“大旅游”到“新制造”更是一次“惊险的一跃”！
事实上，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对于靠旅游“生存”的中小城市而言，旅游城市如何发展工业？新阶段如何平衡旅游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亟待破解的难题，更需要给出新答案！
结合多年研究经验，我们认为，要想实现从“大旅游”到“新制造”惊险的一跃，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
模式一：催生旅游业到制造业的“链式反应”
模式二：激发旅游业与制造业的“耦合效应”
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上述两种模式的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