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一民《重返广州十日记》（三）抱恙在旅店上半天粤语课
（三）Day2——抱恙在旅店上半天粤语课
（2024年1月26日；星期五）
可能是周一在紫竹院最后一次打冰球时从冷风中捕捉到了某种病毒，这两天来广州后开始发病——嗓子疼、咳嗽，感觉是在复习去年得新冠时的那些症状，于是就谨慎行事，昨天只是去了海珠广场的“缤缤广场”、圣心大教堂、参观“广州华侨博物馆”、沿珠江看江景、晚上去外面觅食并找人练习粤语会话——也就这些，然后呢，大部分时间都蜷缩在旅店中“听粤语课”——听各类粤语节目，这是我旅行一贯要做的主要功课，每到一个城市，就打开电视，将自己浸泡的那个城市的语言氛围中去，于是呢，我昨天上了大约八九个小时的“粤语课”，其结果很明显，只用一天多的时辰，我基本不用看电视屏幕就能听懂接近95%的内容了——除了《七十二家房客》中的那些“民国特色粤语”。
听方言有两个层面，一种是“官方方言”——电视中的那些新闻节目，由于每个故事都有前因后果，你只要看画面、知道说的什么事情，就顺着逻辑和“语言预期”——你猜想它要讲什么故事，就能将故事的起承转合和前因后果听的明明白白——前提是那种方言要能和普通话除了语音之外都能一一对应，“官话粤语”就是这样，因此破译起来十分省事。
破解方言难的是那些随机说的话——比如餐馆中周边那些食客乱乱哄哄讲的话——我昨天去的“海珠餐厅”就是那样，一进去就仿佛掉进了一个都开着机关枪“咣咣咣”（像正放着的电视剧《侦察英雄》里打仗时那样）交叉或者从四面八方朝你用方言射击的“方言战场”——整的本人一句都没听懂，因为他们说的都是短语，包含着千万个不同话题，像子弹似的嗖嗖而过，你压根没时间将那些语言碎片缕出头绪，我于是特别沮丧，怀疑起自己粤语实战能力，在结账时那个女服务员还不会普通话，对我“砰砰砰”说一阵子广东话，我听懂个大概，不就是哪个算钱哪个不算钱嘛，于是我就付完账，然后败兴而归，继续回旅馆上“电视粤语课”——果然，一打开电视，又都能听懂了。
昨天香港“翡翠电视”有几条和香港特首李家超相关的新闻。李家超在立法院上发言时用粤语讲话时挺犀利的，他的英文也不错，昨天香港重大新闻之一就是有人用AI合成了一段李家超用英语讲的话，说快来香港投资吧，你可以只投2000港元就能获得每周6万港元的巨额收益，于是引发大哗，电视赶紧辟谣，批判那个用AI编排特首的坏蛋。
晚上我再次出发，到周边的夜市去检验下午“听课”的效果。我专门找那些看上去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讲话，因为大概率他们不会普通话——果然，在一个水果摊，那个女店主就不会说，于是，我从她那里学习了用粤语打听价格的说法“几钱？”，而我买的几个小水果总价是“狗门”（九蚊，九元钱）。
其实我一天来的电视课还是收获满满的，因为我昨天上午去圣心大教堂的路上我旁听一个妇女用广东话给人指路，她说了一两分钟，我把每个字都听懂了，还有，在我试着和“广州宾馆”前台男服务生用单词说粤语时，他竟然一下子没收住，从头到尾都一直讲着广东话——他脑子不太够用，没发觉我压根是个“北佬”，或者即便他知道我听不懂，也没能力在普通话和粤语之间进行快速的转场。
昨天去的“广东华侨博物馆”可能普通“北佬”没啥感觉，但老齐我可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日本横滨、加拿大和纽约唐人街“混迹”过十余年的人，因此一见博物馆中那个“唐人街”的牌楼就仿佛回到自己曾经的青春老家。
我对粤语的认知其实是始于三四十年前，比如1989年我在渥太华上卡尔顿大学时有个广东籍同窗小郑，让我们羡慕的是他可以在读书的同时去渥太华唐人街的广东餐馆打工挣零钱——那是在海外会说粤语人的优势和特权，不过，小郑可能是打工太频繁，结果没熬过头一学期的考核，我呢，毕业后去蒙特利尔打工，由于没有粤语能力，就只能到日本人开的料理店和犹太人开的深山夏令营去当“厨师首席助理”——就是率领几个当地小孩干给大厨打杂的工作。
我和粤语三十年前的另一种“非亲密接触”是在蒙特利尔居住时每周六用电视接收唐人街“华语电视台”每周一次播送质量特低的“华人新闻”——那当然不是普通话的，主持人是一位当时已经有五六旬年纪的所有蒙市华人都面熟的“老小姐”，姓啥忘了，记得有一年她宣布那年蒙特利尔的“华人小姐——Miss Chinese”的名字，那个当选的小女孩还用粤语向“老小姐”表示感恩，后来那个“华人小姐”回到香港并逐渐被全世界华人认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钟丽缇，每看到她，我就想起那年她当选蒙市华人小姐时在劣质电视节目上用粤语发表当选感言的稚嫩和羞涩。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