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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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田野语言学家”(黄集伟)的本人最大爱好之一就是用耳朵听取各种方言——不仅是全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我每到一个地方做的第一件是就是打开电视看当地语言的节目——不用说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古巴,就连在土耳其都是,土耳其语我当然不懂,但我能找寻出一些那种语言中极少数能听懂的东西——比如和拉丁语相通的词汇。
前几天我看一个二战时期罗马尼亚语的电影,发现多种语素杂交的罗马尼亚语特好玩——从前我就能破译出“罗语”官话的大致内容,因为它和法语意大利很相似(以前曾在杭州的商谈现场秀了一把),而上周在那个电影上我却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新语汇——罗马尼亚人竟然激动时也喊“乌拉!”——那应该是俄语和其它斯拉夫语的痕迹。
说回方言,昨天在首都机场我听一个父亲对他两个男孩儿说广东话,孩子也用粤语回答,这其实不奇怪——于普通人说,于我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语言现象——因为这证明粤语“后继有人”、没在下一代人那里消失。但杭州话和沪语就没这么好运气了,你在杭州的孩童之中已经基本听不到杭话。
沪语的命运也基本一样。近日沪语因《繁花》又火了一把,然而这改变不了沪语即将在几十年内消亡的厄运。我昨天在落脚的这个旅馆电梯中“窃听”三个上海妇女聊天,听她们使用了一个“噶”字——这是沪语中表示强调的语气词,《繁花》里那个董勇饰演的范总就大声喊过几个“噶——”,我刚才在电视上将之猎取,没想到在广州电梯中就立马用上了。
昨晚我没像朋友建议的那样去大家都好评的餐馆吃饭,因为我想听地道的广东话——要不不白来了?我起初将目标锁定街头的露天小饭馆,后来在“北京路”的一家号称“正宗粤菜”的挺埋汰(东北话,不太卫生)餐馆的落座,因为那里外地人少,果然,服务员都说粤语,雅座中还不时传出广东男子们高喊的醉话——那是日常粤语,却很不好懂。后来在回旅馆的路上在一个小巷子里我听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对着手机说“去边度 ,译音 :会宾豆”(去哪里),我于是就窃喜——广东话永远不会消亡!
晚上迫不及待打开电视“找老师”——果然有我“最中意”的电视剧《七十二家房客》,还有粤语新闻——广州本地的、香港的(翡翠台、繁体字),于是,我又重复起上世纪末头一次来广州时的纳闷和疑问——为何在全中国只有粤语有非常正式的方言新闻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粤语的使用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大到整个世界——数百年间从广东扩散到世界的各国角落——随着华侨们的足迹,其实在英语中普通话叫“Mandarin”(满大人用语,缘于葡萄牙语),原本和“Cantonese”(广东话)在国外就平分秋色,因此,粤语不会像中国其它方言那样日渐衰亡。
前两天看一本北大中文系夏晓红老师关于清末白话文的论文集,其中有几个“梗”的看过发笑,其一是现在让我们用文言文写文章比登天还难,然而在百年前呢,让文人用白话文写东西的难度却更大——因为大家在各省说的话都不一样呀,可咋言文一致地“我手写我口”呢——比如,让昨晚那些“杠杠”说粤语的醉汉把他们的方言写成全国人都能读懂的文章,那怎么可能呢?
就连大文豪梁启超都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才勉强写成文言和白话杂交体的文章。
那本书中还有一个趣点——当讲广东话的梁启超去见光绪皇帝时,他说的话圣上听了一头雾水——这种没法对话的人可咋重用并共议国是呢?
于是,当时只会说粤语的梁氏就没咋太受重用,而这就是方言和国运的微妙关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