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为什么总喜欢换首府？
广西省府的争议自晚清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桂林因其历史悠久的省府传统而坚持主张在这里设立省府；柳州凭借其工业基础和地理位置成为了一个不错的选择；甚至梧州，一直希望能够和广东一起过的城市，也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展露过头角。但最终，南宁作为一座位于西南的城市成为了广西的省会。
那么是什么让广西的省会之争如此激烈，又是什么原因让南宁最终胜出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广西省会迁移背后的故事。
广东独大，广西百花齐放。
广西进入中央王朝视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秦皇北上筑长城、南下平定百越，在今天的梧州、柳州、桂林、玉林、河池、南宁等地设立了桂林郡，开启了广西作为一个西南行政概念的历史。
广南路从宋代开始使用“广西”之名。当时的宋廷将广南路分为东西两路，其中广南西路大致管理现在广西的区域，简称广西。
然而，广西的开发历史始终与桂林郡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桂林人对成为省会有着最为久远的历史依据。但实际上，古代桂林郡的治所位于今天贵港市的郊外，与现在的桂林市相距甚远。之后广西的治所几经迁移，基本趋势是向东北移动，以便接洽来自楚地和广东汉族的经贸活动。今天的苍梧县、临桂县等地都曾作为广西地区的治所存在。
直到明朝洪武年间，广西布政使司才落户桂林府，此后五百多年没有再发生过变化。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选择桂林作为省府主要出于对西南边民的控制考虑。对来自北方的统治者来说，西南地区民族众多，民情难以理解和掌控。如果将省府设在广西更中部的位置，汉族军民将被壮族、瑶族等民族包围。一旦民族矛盾激化，当地汉族难以自保，中央也无法及时救援。
而桂林正好位于湘桂走廊上，控制桂林能确保填充边地的汉族军民得到充分的补给和保护。如果西南发生民变，桂林也能成为少数民族进入楚地前的一道屏障。历史也证明了当时统治者的考量。宋代曾发生交趾（越南）屠杀邕州（今南宁崇左等地）边民的事件，明代则有所谓的“瑶壮之祸”，需要动用“殚天下力而后铲平之”。在当时的人口管理水平和自然开发水平下，选桂林作为省府是最明智的选择。
然而在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中，桂林的省会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广西巡抚林绍年上表请求将省会迁至南宁，以加强对法属越南的边界防御。尽管清政府没有同意这一请求，但同意将广西提督府迁至南宁，这的确动摇了桂林的绝对统治地位。
清朝倒台后，控制广西的老桂系军阀陆荣廷极力主张将省会迁至南宁，甚至煽动邕桂两地议员互相争斗。最终，他凭借武力“请到”南宁大批议员，并获得中央政府的事后批准，结束了桂林作为省会的历史。
随后广西省会在南宁和桂林之间摇摆不定。直到新中国建立，由毛主席和叶剑英主持，南宁最终确认为广西省省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
南宁接过桂林，成为广西之首，这让桂林人感到不满，他们不禁要问：凭什么？
是啊，凭什么呢？
传统观点认为，南宁动摇了桂林的省会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末民初地方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每个上台的政治人物都想将好处带回家乡，造成了广西省会无法确定的尴尬局面。
然而，人情斗争只是省会迁移的表象因素。经济实力和时代需求的变化才是城市长期兴衰的真正原因。南宁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渐取代了桂林，原因有很多可以从农业、交通、工商业、军事、行政等各个角度进行分析。
桂林受到汉文化的辐射时间更早，从秦汉时期开始接受来自楚地的先进农业技术。直到清末，桂林仍然是广西的农产品大区，拥有全省最高的粮食产量。然而，随着清政府民族政策的改变，传统的土司制度逐渐让位于更明智的民族融合和共同开发，广西西南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农业生产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于交通方面，南宁和桂林各有优势。桂林在省外交通能力方面较强，北上可经由灵渠-湘江-洞庭湖-长江-京杭运河到达京津地区，或逆流而上溯汉江到达关中地区。
然而，桂林省内的水路能力有限，尽管可以通过梧州中转到达最远的左右江流域，但需要逆流而上。南宁在省内的交通能力更强，向东可经由邕江-郁江-浔江到达梧州，向西可溯左右江到达百色、崇左，而东北方向的柳州和桂林也可通过水路中转到达。遗憾的是，南宁附近连接其他省份的水系是经济较为落后的云贵地区和古代中国的附庸越南。
在工商业方面，桂林由于起步较早，直到晚清仍没有现代化的经济起色。相比之下，南宁自光绪二十七年成为开放口岸以来，很快形成了新的工商业体系，被称为“执广西手工业之牛耳”。
根据广西师范大学林远洲的统计，到1930年代，邕桂两地的农产品、工商业规模如下表所示，南宁的经济规模已明显超过了桂林。
在军事方面，桂林对桂西南的控制能力较差，一旦越南发生变化，通常救援不及。将军事中心迁至南宁，可以更好地应对龙州等地的变化。但军事优势也不能一概而论。抗战时期，李宗仁、白崇禧曾以日军航母编队泊于广州湾，地面部队可从钦廉一线登陆直扑省会南宁，舰载机也可提供空中支援这一理由，将省会迁回桂林。
政治因素更具综合性。在古典农业时代之后，海洋和外贸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位于内陆的桂林离海岸线较远，对东南亚邻国也不熟悉，很难承担起近代化以后的省会职责。
而南宁既靠近海洋，又能参与越南事务。广西的开放口岸钦廉隶属于南宁，从此南宁的海洋价值得到凸显。中国-东盟博览会和自贸区的开辟需要一个靠近东南亚的省会来完成，如果广西首府不是南宁，则这一优势可能会被昆明夺走。这两个方面或许是当年毛主席力主南宁作为省会的原因之一。
柳州作为第三方参选者，也有机会争夺广西省会的位置。柳州在民国后崛起为工业城市，作为新桂系建设模范省的窗口，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柳州在1930年代拥有广西第一路鱼峰路、广西第一会展中心，甚至制造了广西第一架战斗机，成为备受关注的重镇。
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柳州凭借其工业基础仍保持着超过邕桂两地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柳州的公路系统也成为外省进入广西腹地的唯一通道。建国后，张云逸还向毛主席抱怨过每次从北京或广州开会回南宁要在柳州转乘汽车。可见柳州在交通枢纽地位上的重要性。
然而，1949年底广西省委成立时，有人提出柳州应该成为省会。这一意见一直被保留，但在毛主席的巧妙驳回下，柳州方案再没有被拿出来讨论。
在广西的省府争夺中，曾经作为广西经济第一强市的梧州也有机会竞争。梧州作为广西主要水系西江的汇聚地，占据交通方便的优势。
然而，梧州的位置太偏僻，对桂西南的控制力与桂林相差无几。其经济影响力很难扩展到边境地区，所以并不是地理上的最佳选择。此外，梧州通行粤语，具有粤语文化的特色，对桂地一直没有太多认同感，所以很快退出了省会的竞争。
其他支持桂林或柳州方案的城市如贵港、玉林、来宾等与南宁抱团。整个省会争夺的过程非常复杂。
近代以来，广西省首府之争涉及民族治理、边防军事、经济发展、人情疏近等多方面因素，是观察近代广西的一个重要窗口。邕桂两城的竞争，以及柳州、梧州等各具特色城市的参与，使得广西在过去一百年里变得热闹起来。
然而，既然局势已定，各城市不应再就一个名分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只要南宁能发挥省内经济龙头的作用，在中国-东南亚新格局中扮演好中流砥柱的角色，那就是一个好的省会。桂林、柳州等城市可以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创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