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元节”是农历7月15日。源自佛教典籍，讲的是目莲在阴间看到去世的母亲受饿鬼纠缠，无法进食，便向佛祖求救，佛祖感其孝心，授予《盂兰盆经》，许其每年7月15日设素筵供母享用，以后传承开来，遂成“盂兰盆节”的传统。

　　佛教源于印度，但“目莲救母”显然是汉化后的传说，因目莲的母亲姓“刘”。

　　“盂兰盆节”在梁武帝时已有，至宋代定型成熟。此节以后被道教袭用，成了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节中的“地官节”，地官主掌地狱，于是人们穿凿说：这一天领导放假，地狱无人把守，故阴间的逝者们将沿着银河的亮光，回到人间。因此家家户户放河灯，以期在人间接续银河之路，迎接先人英灵。

　　所以，中元节又被叫作“鬼节”。

　　果实对种子的感恩

　　中元节是本土文化的产物。传统中国一直以农耕为本，在大量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先人们发现万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一个果实的成熟，最终离不开种子的恩惠，所以，果实对种子，后人对先人，必须常怀一份感恩之情。这份浓烈的祖先崇拜情结，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

　　中元节就是这样的一个节日，它表达的就是感恩。古人并不忌讳“鬼”，在古人的意识中，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活法而已。人死了，就会以鬼的形式继续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他们，仍应保有一份虔敬之心。

　　在老北京，中元节是个很重要的节日，在上世纪20-40年代，中元节远比“七夕”、“清明”热闹。不仅北京如此，全国各地都如此。

　　中元节是如何消失的

　　上世纪50年代，中元节依然热闹。但后被认为是宣扬封建迷信，逐渐边缘化。

　　传统中元节都是商办官助，可到上世纪50年代末，大部分的商已被改造，无力承办，又无官助，自然销声匿迹。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北海公园还办了最后一次中元节，琼海中到处都是茄子做成的河灯，非常壮观。不久“文革”开始了，除了清明节，所有的传统节日都被取缔，中元节也没能幸免。

　　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传统节日逐步回归，但中元节却被冷落了，因为人们对它有两个很大的误会：首先，把它看成是鬼节，是宣扬落后、迷信的思想，所以没人敢呼吁恢复;其次，把它当成了追思亡人的节日，那么，已经有了清明节，何必再恢复中元节呢?

　　其实，中元节是古代的“孝亲节”，它与清明节的内涵并不相同。

　　祭祖：祭祀五代以内先人。

　　放荷灯：以为先人引路，荷灯又叫河灯，样式很多，普通人家多是在茄子上插蜡，或挖去西瓜瓤，置入油与灯捻，做成简易河灯。

　　灯会：即小孩举“莲花灯”游街。

　　送羊：此说源于沉香救母，沉香劈山后欲追杀舅舅，二郎神无奈，只好许其每年中元节赠羊两只，因二郎神和沉香的母亲都姓杨(羊)，且羊通“祥”，舅舅送羊遂成节俗，但真羊太贵，送不起，多是送面做的羊。

　　大型法会：主要是请宗教人士超度亡灵，抗战胜利后，北海公园天王殿每年中元节都举办大型公祭活动，以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超度仪式后还要烧大法船，逝者家属将送给逝者的衣服、纸钱等放到法船上，一起焚毁。

　　该不该过中元节?

　　高巍：说它“封建迷信”，我不同意

　　我认为应恢复中元节，因为它积极的内容远多于消极，感恩、孝亲、敬祖等，这些价值是可以融入现代社会的。过去说它“封建迷信”，我不太同意，什么叫封建?封建指“封土建诸侯”，是政治词汇，与文化关系不大;而“迷信”是指盲目地相信，中元节强调感恩，这怎么能说是盲目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必须学会宽容，要允许价值的多元。如今每年中元节，北京许多路口都会有人烧纸，追念先人，这说明传统可能会被淡化，但绝不会消亡，但从具体行为上来说，这既不安全也不卫生，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对人们这种心理需求予以正确引导呢?比如组织一些公祭，或集体放河灯等。

　　对于中元节传统，我们不能一面无视它的存在，一面又以各种理由来屏蔽它，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

　　翟鸿起：曾经盛行，现在不宜提倡

　　中元节在老北京确实比较盛行，但我认为现在不宜提倡，毕竟它存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迷信等。此外，在过去也不是人人都都过中元节，至少没端午节热闹。

　　如今我们恢复了很多传统节日，但舛误颇多，因为我们文化存在一个断层，人们对于历史并不真的了解，想当然、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了。

　　把七夕当成情人节，就完全不靠谱。此外清明节也不对，过去清明这天没人扫墓，而是在城里举办大型法事，扫墓是在清明前后10天进行。在南方，如今祭奠先人的风气日渐热烈，这不单是文化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类活动中，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多也更虔诚。这是不是迷信呢?我看不能绝对化。

　　如今很多想法大家可以说、可以探讨，说明我们的社会正逐步学会了尊重，但具体到中元节，我认为暂时还不宜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