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的武汉，从时间上说，属于中古与现代之间的近代。这是一个过渡时代。此时社会风俗的膻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方面古老的传统习俗拼命要保住地盘，另一方面是新的社会习尚在艰难地夺取阵地。守旧势力与革新势力激烈斗争的结果，导致了古老的传统习俗与新的社会风尚的并存与杂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改为“天地国亲师”，“国”字取代“君”字，表示共和战胜了君权，但照样“早晚一位香，晨昏三叩首”地供奉着，显示了旧习尚的顽固性。于父母之命外，征得子女认可后始通媒构的“允诺婚”则是包办婚姻与自由婚姻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通俗以阳历为“官历”，阴历为“民历”，“新旧参用，官民各分”。把新事物变得合于传统，把旧习俗改头换面地保存下来，造成社会风俗演变中许多新旧杂揉、土洋掺半的现象，恐怕是过渡时代之所难免。从空间上说，武汉是位于东南沿海与内陆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又是位于外部世界与内地农村之间的中心城市，这就使它在风俗演变过程中起着一种桥梁作用。由于受外洋习俗的影响和东南沿海（特别是上海）风俗膻变的带动，武汉在社会风尚的开化方面往往走在全省前头，并以自己的社会风俗改革为全省树立了榜样。近代水陆交通网促进了商品流通、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使得武汉地区出现的新事物、新风尚比较迅速地呈幅射状向四周中小城镇及农村传播，其影响力随距离的延伸而由强变弱。如《麻城县志续编》记载，该县一些地区，“与武汉交通便利，似觉开通，而奢靡之风亦渐儒染，但乡间普通人民淳朴者尚居多数”。此外，武汉社会风俗演变的速度和程度，远远不及上海、广州等滨海口岸，但又为沙市、宜昌及各县镇、农村所远远不及。这也是空间上过渡特征的一种表现。

这种过渡特征说明武汉风俗在近代的变革是不彻底的。特别是由于武汉城市近代化是在西学东渐和武汉处于历代反动政权统治下的环境中进行的，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性质，大量的封建习俗尚未来得及清理，西方社会的不良风尚又泊泪而来。这使得移风易俗成为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在付出艰巨努力的重大课题。

虽然如此，武汉的社会风俗毕竟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增变。这种嬗变既是社会近代化的产物，又对都市化的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它突破了传统文化的樊篱，促进了武汉及其周围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带来民众物质生活条件和心理素质的提高。它是武汉近代文明形成和由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北的标志之一。因此，我们对武汉近代社会风俗嬗变的意义应有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