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唐宋文人旅游的特色是什么

宋诗的特色与发展脉络

说起宋诗，大部分人都没什么概念，凡中国人说起古代诗词，必然是“唐诗宋词”。盛唐飞歌，天下无敌，而宋朝好像只有词牌才能拿得出手。

其实这种观念是片面错误的。这种说法是来自王国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王国维的本意是在各朝代文学中找出最辉煌、最灿烂的文学体裁，予以褒扬。盛唐之时，格律诗初具规模，古体诗纵横风流，当时词牌还未成型，只是“曲子词”和乐府诗有些小样，自然没有任何资格与唐诗抗衡。到宋朝词牌大兴，婉约、豪放，蓬勃发展，和诗词分野合流，总算可以与唐诗比肩。

词牌确实是在宋朝发展完备，登峰造极。

王国维这句话是没错的，他选择的是最能代表当时代的文学体裁，但并不是说这时代其他文体就不行。

宋诗在诗词史上的地位

实际上在宋朝，散文和诗都比词更受当时的人的重视，它们的成就和分量，即使从整个文学史上来看，比词也只高不低。“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个是宋朝人，他们的散文成为后世文人学子仕途进取的范文。

宋词的崇高地位是后人给的，在当时所有文人都认为“词别是一家”，唯有苏、辛豪放派促进了“诗词合流”，但这二人之后，词又回归到婉约哀怨空灵的小情调上，并一直维持了上千年。在北宋诗文顶峰王安石眼里，诗都不过是末技，何况词？对词牌既喜欢又鄙视是宋朝文人的普遍看法。世事就是这么矛盾的。

宋诗正因为词牌的冲击走上了另外一条高冷、孤清的路，发散出奇特的魅力。

中国古诗在几千年中总共也就三次高峰，唐诗、宋诗、清诗。而宋诗在理论上的进步，风格上的突破，思想上的升华是清诗比不了的。

若用美女来作比的话，唐诗是风韵多情的少女，宋诗则是高雅冰冷的知性美女，至于词牌嘛，就是个妖冶的歌姬。

朝代更迭的文化背景

宋朝并不是接着唐朝开启的，其中经过了五代十国五十多年的分裂，才在赵匡胤、赵匡义两兄弟手上一统天下。而文化史中间最重要的波折就是战争，诗歌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诗歌史必然也跟随着一同曲折前进。

宋之前，一直是中原五代和西蜀、南唐各自为政，这三个地区都是文学重地，风格各有不同。而最终的一统，使得这三个地区的文化风格也进行了融合。这种风格的兼并，是随着北方对南方的吞并而进行的，在文化融合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接受。

五代时期，梁唐晋汉周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文化正宗，王仁裕、冯道等人的诗作，保留着诗歌的主脉。诗歌的主脉是什么？清正、雅言、积极、向上。而西蜀和南唐，随着可见的国家危机压顶而来，末世思维（隐逸、宴乐）凸显，文风逐渐倾向于靡靡之音，和隋唐之前的南朝“齐梁体”如出一辙。

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激烈反对的就是“齐梁体”的空洞浮华，杜甫的《戏言六绝句》肯定了这些人对诗风、文风的纠偏，从而让大唐诗歌的腾飞有了感情朴实、自然、热烈的基础。

宋朝初立，百废待兴，诗文在这一阶段面临着初唐时同样的问题。阳光下面没有新鲜事儿，历史必然重演。五代时期的西蜀、南唐，甚至中原地区的宫词，都带有“齐梁体”的风格，受到晚唐靡丽之风的影响，加上文学修辞的进步，表现甚至更加明显。

文风革新，迫在眉睫。耽于享乐的靡靡之音岂能在新朝继续横行？是以从范仲淹开始，到欧阳修、苏东坡，发动了类似于唐代的古文运动，对诗文进行大规模的革新。方法也和古文运动一样，用《诗经》的风雅、文字的古朴、内容的丰实，来抵制靡丽纤弱、华而不实的文风、诗风。

每到社会正常起来，文人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抵制末世颓靡文化，让文学回归到雅正、情怀、向上的路子上来。这种诗文的纠偏重复地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之中，是一种文学发展的规律，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真理”。

宋朝重文轻武

赵匡胤马上得天下，深知“弱武重文”的重要性，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从皇帝到高层对文化的重视，不仅带来了儒学的全面复兴和改变，也保证了天下文人的权利、地位。

同时科举进行改革，让唐朝那种小范围科举选士真正变成天下取士，大大地激活了人民群众对文化追求的积极性。虽然文官群体日益庞大，而且由于文人带兵影响了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但是这种“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直接导致了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对诗文的大面积训练，让许多出身平凡的有才之士走向高层，成为文学主力。

宋朝的文学繁荣，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文人多，作品多，自然高手就更多地涌现出来。加上国家政权的统一，全社会的士气高涨，文人们的风气也就走向正路了。

在这样的大的环境和背景下，宋诗不但作品众多，风格也是独树一帜，敢与唐诗争锋。

宋诗的风格

宋诗重理性，唐诗重感性。

宋诗为什么会偏理性，这也是有原因的，不仅与文化背景有关，更重要的是诗词发展的内部原因。

一，唐诗把路走绝了，宋诗必须另走蹊径。

诗这种形式在唐代发展到极其繁荣和难以超越的高度。各种手法、风格，经过中晚唐的实验，已经丰富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加上五代十国时期，不同地域的独立发展，风格更加多元化。

宋朝的文人怎么办？文学如果没有创新，没有自己的特色，即使写得再好，也只不过是对前人的重复。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永远无法写出好过唐诗宋词的作品？因为我们一直在重复，一直在前人走出来的路子里面前进后退，所以现代诗那么多人在不断试验、不断创新，虽然看上去荒谬可笑，但却是值得尊敬的。

进入宋朝，儒家正式复兴。二程一朱的理学，融合了道、佛两家思维对儒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将儒学从经世致用的实用学变成了修身养性的哲学。而这种思考性正是宋诗的底色。文人们的创作自然地形成了论辩、说理的特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散文发达，诗作理性的原因。这种说理的路子为宋朝诗人们打开了脑洞，他们终于从唐诗中杀出一条血路，将宋诗的特色落到了“说理”上来。这在感性的唐人诗风中，是没有出现过，或者说很少出现，没有成为流派的。同时经过唐朝格律体的发展，宋人的“说理诗”又要明显比魏晋时期的“玄言诗”高端很多，因为从诗歌的传承上来看，唐之前的诗属于古体诗，这和格律之后的流派成型是不冲突的。

宋人这种“说理”的诗风形成，当然并非刻意的，而是得到广大诗人认同，并普遍采用，结论是后世得出的。

这种诗风的形成，除了儒学思辨的促进之外，历史人文素材与唐朝诗人比起来，也大大丰富了。

宋诗和唐诗另有一个重大区别，唐诗取材注重山川风物，而宋诗取材注重历史事件。唐诗上承魏晋南北朝，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唐人作诗以山水自然景色为主要描写讴歌对象。

而宋诗更注重的是历史事件，人文社会的思考。

文学家的创作，向前朝要素材，模仿之后创新是正道。唐朝诗人向前看，只有汉朝甚至先秦可以借鉴，而宋朝除了那些之外，前面多了个诗歌盛世的唐朝可以作为自己的基础。在文学创作中，历史素材库的丰薄决定了两个朝代诗作在境界上的差异。

历史是越来越长的，文学素材的积累是越来越厚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创作诗词，能取得的历史文学素材比唐、宋又丰厚了多少呢？在文学水平一致的条件下，这种素材、意象的多寡自然在某些方面决定了作品的层次。

二，词牌发展冲击

词牌一直在民间宴乐中慢慢成长并终于在苏轼、辛弃疾等词人手中辉煌起来，但是宋词的本色还是婉约的，流俗的。唐时乐府诗所起到的民间娱乐功用完全被词牌取代，正因为这种功用，词就算写得美轮美奂，也登不了大雅之堂。

而诗，虽然有诗词合流的迹象，但在文化主流中，诗词分野才是正途。正如李清照所说：“词别是一家”。这并非她个人看法，而是代表了当时代大部分词人的观点。当全社会都看不起词的时候，诗的创作自然就会绕开词所擅长表达的那些领域、情感，不和词“同流合污”。所以宋诗和唐诗另外一个大的区别是更加文人化，高冷范。宋诗在文人阶层中承担着说理、讽喻、讽谏功能，因为高尚情怀的纯粹性，显得孤清、冷峻。这也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宋诗冷静、思考的独特品质，与唐诗有迥异的风格，在文学诗歌史上同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唐诗相差无几。千万不要以为宋朝就只有词牌拿得出手。

宋诗的发展变局

宋诗在确立了自己的风格走向之后，还经历了一些历史大事件的干扰，产生了一些变局。

苏轼的“乌台诗案”是中国文学史上因言获罪的首例。这个事件虽然和后来明清的“文字狱”有质的不同，但是对宋朝诗人有极其恶劣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苏门学士黄庭坚的诗风走向，他的“江西诗派”，本质上就是逃避社会现实的文学产物。

北宋的灭亡，则直接促进了第二次诗词合流。国破家亡，大批文人南渡，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到巨大的冲击。由苏东坡开创的“豪放派”词风，受到社会的追捧而流行开来。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纷纷用词来表达家国情怀，促进了诗词合流。

这次诗词合流，对诗的打击非常大。原本用诗来表达的慷慨义气，都让词给抢走了，诗还写什么呢？所以宋诗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一段低潮，因为没人写诗了。

当时唯一有影响的诗人就是陆游了。这个产量巨高的爱国诗人，几乎是把诗作日记来写，他以一己之力延续了宋诗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到南宋末年，文化发展的周期性又出现了。末世情绪的笼罩，催生了类似于晚唐诗风的“四灵派”、“江湖派”，诗风的沉沦又进入了下一个轮回。

在这期间出现了范成大、杨万里这些诗人，风格上和那些颓败诗风还是有些不同。不过由于时代大背景的缘故，他们的作品即使写得再好，也没有了苏轼、王安石时期的人文厚重感。

2. 唐宋文化特色

 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唐代文化是比较开放的中原文化。宋代文化具有比较保守的农耕文化特色。

唐代文化是在魏晋南北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唐朝的皇族具有关陇之风。与北方少数民族传统一脉相承。比较开放。又吸收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作风。具有比较浓厚的兼收并蓄的特色。

宋代皇族是在中原汉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文化上比较保守以外。宋朝的扬文抑武政策也让宋朝国家富裕百姓安居乐业但是国家相对孱弱。

3. 唐宋旅游文化

一、《高山流水》

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 描绘'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钟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身不弹，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二、《广陵散》

来历:据《晋书》记载，此曲乃嵇康游玩洛西时，为一古人所赠。而《太平广记》里更有一则神鬼传奇，说的是嵇康好琴，有一次，嵇康夜宿月华亭，夜不能寝，起坐抚琴，琴声优雅，打动一幽灵，那幽灵遂传《广陵散》于嵇康，更与嵇康约定:此曲不得教人。

三、《平沙落雁》

又名《雁落平沙》，是一首中国古琴名曲，有多种流派传谱，其意在借大雁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最早刊于明代《古音正宗》(1634)。自其问世以来，刊载的谱集达五十多种，有多种流派传谱，因无可靠史料，很难证实究竟出自谁人之手。

四、《梅花三弄》

又名《梅花引》、《梅花曲》、《玉妃引》，根据《太音补遗》和《蕉庵琴谱》所载，相传原本是晋朝桓伊所作的一首笛曲，后来改编为古琴曲。琴曲的乐谱最早见于《神奇秘谱》(公元1425年)。

五、《渔樵问答》

现存谱初见于明代萧鸾编纂《杏庄太音续谱》 。谱本有多种。由于音乐形象准确、生动，因此近几百年来在琴家中广为流传。杨表正修订曲谱，配制歌词。清代琴家又略去歌词，将曲调稍加改易，成为独立的器乐曲。

六、《十面埋伏》

是一首历史题材的大型琵琶曲，资料追溯可至唐代，在白居易(772-846)写过的著名长诗《琵琶行》中，可探知作者白居易曾听过有关表现激烈战斗场景的琵琶音乐

七、《夕阳箫鼓》

又名《春江花月夜》，这是一首著名的汉族琵琶传统大套文曲，明清就早已流传了，《夕阳箫鼓》是一首抒情写意的文曲，旋律雅致优美。左手多用推、拉、揉、吟等演奏技法，描绘出一幅清丽的山水画卷。

八、《胡茄十八拍》

中国乐府名诗，古琴名曲，相传为东汉末年蔡文姬以胡笳音色融入古琴中而作成，有'大胡笳'、'小胡笳'等39种不同的版本，传世最广的是明朝万历年间孙丕显《琴适》中的记载，根据该谱，胡笳十八拍是由18首歌曲组合的琴歌。

九、《汉宫秋》

《汉宫秋》为元·马致远作的历史剧。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写西汉元帝受匈奴威胁，被迫送爱妃王昭君出塞和亲。

十、《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表现的是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欣欣向荣的初春美景。旋律清新流畅，节奏轻松明快。

4. 唐宋时期的文人及其园林

中国园林主要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种，两汉时以前者为主，成就高于后者；唐宋以后私家园林的水平渐高；到了清代，皇园转而要向私园学习了。

它们虽具有共通的艺术性格，但私家园林更多体现了文人学士的审美心态，现存者以江南地区成就更高，其风格清新秀雅，手法更为精妙；皇家园林主要在华北发展，现存者以北京一带最集中，规模巨大，风格华丽。源于自然，高于自然，以表现大自然的天然山水景色为主旨，布局自由；所造假山池沼，浑然一体，宛如天成，充分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汉民族文化特色，表现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宇宙观。

5. 唐宋文化名人

范仲淹，李纲，陆秀夫，弦若虚，苏颂。

6. 唐宋文人旅游的特色是什么意思

郴州是个多民族地区，有汉、瑶、蒙、畲、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白、土家、哈尼、傣、黎、高山、水、东方、纳西、柯尔克孜、土、仫佬、仡佬等27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郴州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和传统风俗。至今仍广为流传的戏剧有：昆剧、祁剧、京剧、越剧、花鼓戏、花灯戏、皮影戏及杂技等。其中尤以今年6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剧最负盛名，拥有全国六大昆剧院团之一的湖南省昆剧团。郴州传统习俗极为丰富，计有安仁赶分社、瑶族起春节、瑶族团圆节、瑶族盘王节、伴嫁哭嫁及遍布农村各地的赶圩场等。 郴州，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桂阳县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刻纹骨椎表明，早在一万多年前，郴州一带就有原始人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郴”字见之于史传，是汉代司马迁所写《史记》，其中记载（项羽）“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从此，“郴”字赫然纸上，脍炙人口。郴州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两千余年。 　　自秦置郴县始在郴州留下了无数美好传说和历史佳话。唐宋文人韩愈、柳宗元、秦少游、周敦颐在郴州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郴州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 　　秦置县，“郴”字为篆书“林”与“邑”二字组合，意思为“林中之城”。 郴字，独郴州所有，意思是林邑之城。 　　秦（公元前221—207年）置郴县、临武邑、鄙邑、耒县。 　　在刘邦时期做过首都，一度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西汉元鼎四年（前113年），桂阳郡辖郴、临武、南平、便、耒阳、桂阳、阳山、阴山、曲江、含洭、浈阳等11县。新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称帝，改桂阳郡为南平郡，改郴县为宣风、临武为大武、便县为便屏、曲江为除虏、浈阳为基武，并移郡治于耒阳（改名南平亭）。东汉建武中（一说11年，即公元35年）还郡治于郴县，恢复郡县原名。永和元年（136年），分郴县地置汉宁县，省阴山县。 　　三国吴建兴元年（252年），改汉宁为阳安县。甘露元年（265年），分南境曲江、桂阳、阳山、含洭、浈阳县置始兴郡，度属交州，桂阳郡则余6县。（见《郴州地区建置沿革表》） 　　晋太康元年（280年），阳安县更名晋宁。建兴三年（315年），陶侃分郴县地立平阳郡领平阳县，始一分为二郡。升平二年（359年），析晋宁县地置汝城县。 　　南朝梁天监六年（507年），初置郴县，不久撤销；耒阳县度属湘东。陈天嘉元年（560年），以桂阳郡之汝城县置卢阳郡领卢阳县，则一地三郡。 　　隋开皇九年（589年），三郡合为郴州，平阳县、便县均省入郴县。大业三年（607年），南平省入临武县，晋宁县更名晋兴。大业十三年（617年），析郴县南为义章县，分郴县西复置平阳县。 　　唐武德四年（621年），复置南平县。贞观元年（627年），卢阳县更名义昌。咸享三年（672年），晋兴县更名资兴。如意、长寿元年（692年），分义章南置高平县。开元十三年（725年），分郴北置安陵县，此时桂阳郡领9县。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改桂阳郡为郴州，高平县省入义章，徙义章县治于高平旧址。天宝元年（742年），始称郴州桂阳郡，安陵县改名高亭，八月，南平县改名蓝山。乾元元年（758年），郴州移治于平阳县。贞元二十年（804年），置桂阳监于平阳，专理采铜铸钱。元和十五年（820年），郴州还治于郴县。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义昌县更名郴义。后晋天福元年（936年），改郴州为敦州，郴县为敦化，资兴为资兴寨、属敦化县，省平阳县入桂阳监。天福四年（939年），省临武县入桂阳监。后汉乾祐右三年（950年），郴州、郴县复名，资兴县恢复县制，改名泰县。 　　宋乾德元年（963年），设郴州军。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泰县并入郴县，郴义县改名桂阳，义章县改名宜章。景德二年（1005年），蓝山县划入桂阳监。天禧三年（1019年），复置平阳县属桂阳监。熙宁六年（1073年），高亭县改名永兴。绍兴三年（1133年），桂阳监升为桂阳军。绍兴十年（1140年），复置临武县属桂阳军。嘉定二年（1209年），析郴县之资兴、程水二乡置资兴县，属郴州军。嘉定四年（1211年），析桂阳县之零陵、宜城二乡置桂东县，郴州军辖6县。绍定二年（1229年）资兴县改名兴宁，徙县治于管子濠。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军为路，郴县改名郴阳。 　　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路为府，蓝山县复归郴州府，府辖7县；桂阳府辖常宁、耒阳2州及平阳、临武2县。次年，蓝山复归桂阳府；常宁、耒阳均复为县，度属衡州府。洪武九年（1376年），撤销桂阳府，平阳、临武、蓝山3县归衡州府辖；郴州撤府设直隶州，郴阳县并入郴州，辖5县。洪武十三年（1380年），升平阳县为桂阳州，仍辖2县，隶于衡州府。崇祯十二年（1639年），析桂阳州西南之禾仓堡置嘉禾县，并析临武县上乡八里属该县。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称帝于衡州，改桂阳为义昌县、桂阳州为南平州。次年均复原名。雍正十年（1732年），桂阳州改属州为直隶州，与郴州直隶州并列。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州，存道、县。次年2月，桂阳县复名汝城。9月，郴州直隶州改为郴县，桂阳直隶州改为桂阳县。民国3年1月，因兴宁县与广东兴宁县重名，故复名资兴县。11年，撤销道制，存省、县两级。26年12月，设置湖南省第八行政督察区。29年，改第八区为第三区，辖郴、资兴、桂东、汝城、宜章、临武、蓝山、嘉禾、桂阳、永兴10县，154乡，1892保，25307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原第三区各县由衡阳专区代管。1949年11月25日，成立郴县专区。1950年11月，更名郴州专区，辖10县，78区，11个镇，1436个乡。1952年月11月13日，郴州、零陵、衡阳3专区合为湘南行政区〔驻衡阳〕。1954年7月6日，撤销湘南行政区，改设衡阳与郴县两个专区，郴县专区增辖新田、耒阳、安仁、鄂县，共计14县，111个区，21个镇，1764个乡。 　　1958年8月，设郴县郴州市，专区仍辖14县，136个人民公社，12个镇，1403个大队，33个居委会，14813个生产队，321个居民小组。1959年3月，资兴并入郴县，桂东并入汝城称汝桂县，临武并入宜章县，嘉禾并入蓝山称蓝嘉县，新田并入桂阳县，酃县划归湘潭专区茶陵县。11月，郴州市升为县级市。1960年7月18日，改郴县专区为郴州专区。 　　1961年6—7月，恢复原县市建置，并析资兴县地置东江市。1962年月12月，撤销东江市，划蓝山、新田归零陵地区。郴州专区辖12县、市，12个镇，293个乡。 　　1963年5月20日，撤销郴州市，仍为郴县县级镇。1967年3月8日，专区改称地区。1977年12月，恢复郴州市。1983年5月，耒阳县划归衡阳市。 　　1984年12月，资兴县改为资兴市。1988年，郴州地区辖2市9县，39个镇、209个乡（其中5个民族乡）、5个街道办事处，2950个村、130个居民委会会，30387个村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