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听过一句很熟悉的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殊不知,学界还流传着类似的一句话:“云冈石窟在中国,但研究在日本。”
有件事一直让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耿耿于怀。当年,他在国外的图书馆想了解云冈石窟,人家给推荐的,有且只有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人出的书。
葛剑雄在国外见到的那套书,全名叫《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1938年至1944年,日军占领晋北期间,以日本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首的京都大学调查队在云冈石窟先后调查7次,1951年至1956年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陆续刊行了这套16卷的著作。
“现在云冈的研究逐步深入,但学界参阅的还是日文版《云冈石窟》。这套书获得过‘天皇奖’,他们还曾想申报世界和平奖,简直是天大的讽刺。”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痛惜地说。
日本学者的这套《云冈石窟》只有1711幅黑白照片,展示内容只是冰山一角,然而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全世界研究云冈石窟的学者都只能将其奉为圭臬。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全面、更高质量的云冈石窟影像记录了。
日本学者对云冈的关注,又何止于此?早在1902年,日本工学博士伊东忠太就来到云冈石窟,并根据北魏建筑样式、北魏雕刻艺术形象找到了日本文化的根源。
可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里,关于云冈的研究,一直是以日本学者为主导的。在国内,虽然也有像陈垣、梁思成、周一良这样的中国学者研究过云冈石窟,但都是从边边角角进行分析,并未进行过系统解读。
直到194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首任系主任宿白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原文。该碑撰于金代皇统七年(1147年),原碑实物早已不可寻踪,碑文中的内容涉及北魏历代开窟建寺的问题,填补了文献空白,云冈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随后,宿白多次到云冈石窟考察,厘清了云冈石窟开凿分期脉络和历史沿革,否定了日本版《云冈石窟》对云冈石窟的分期问题,为国人的研究工作扳回一局。
宿白是中国石窟寺研究的奠基人,对云冈石窟这座中国最早石窟宝库有着特殊的感情。1988年,有着“黄埔一期”美誉的国家文物局第一届全国石窟考古培训班举办,在宿白的倡导下,地点就选在了云冈石窟。
几十年来,是在宿白的支持下,一届又一届的北大考古专业师生走进云冈,一个窟接着一个窟地做着测绘和研究工作,逐渐夺回了中国学者对云冈的话语权。
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石窟寺及摩崖造像专项调查组”获悉,该调查组三组的工作人员,自去年12月2日起,在临沂等地进行的野外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调查工作收获满满。
工作人员在临沂不仅对已知的文物点进行了重新测量、拍照、现状描绘等信息采集,还在郯城县有新发现,分别是海望楼石窟和黑龙潭由吾仙洞石窟。泉源寺摩崖造像、富贵顶摩崖石刻、石屋山摩崖造像3处是临沂地区摩崖造像艺术的精华,这些摩崖造像对于研究鲁南地区佛像文化发展史,以及石刻造像艺术具体重要意义。
造像虽然大都已被自然或人为破坏,但其对隋唐以后西北地区佛教的兴衰,儒释道三教合流、同寺并存以及民俗学和民间造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经过对宁夏最大的石窟群——固原县须弥山石窟的综合测绘考察,对现存的155个洞窟进行了编号,基本探明了石窟的时代序列、石刻内容、造像风格等,得知须弥山石窟始凿于北魏末年,历经西魏、北周、隋、唐诸朝。其中北周至隋唐时期的石刻造像是须弥山石窟的代表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麦积山石窟是麦积山风景名胜区重要景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因山形酷似农家麦垛之状,故名。
麦积山石窟窟龛凿于高20-80米、宽200米的垂直崖面上。存有窟龛194个,其中东崖54窟,西崖140窟,泥塑、石胎泥塑、石雕造像7800余尊,最大的造像东崖大佛高15.8米,壁画1000余平方米。
麦积山石窟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被誉为"东方雕塑馆",其它三窟为: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麦积山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石窟文化是非常珍贵的文化,我们要好好的保护
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据常书鸿先生在《敦煌飞天》艺术画册序言中说,“总计4500余身”,可以说是全世界佛教石窟寺庙中,保存飞天最多的石窟。
天龙山洞窟位于太原市西南40公里的天龙山腰,天龙山石窟海拔17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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