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愈,柳宗元都以各自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为这次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韩愈,柳宗元分别在创作目的,创作方法,创作动机,创作过程以及在文学功用上,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作家修养上等多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认识.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体内容上,是和韩愈不尽相同的。韩愈所谓“道”,多伦理性质,他的“传道”文章封建色彩较重。
柳宗元虽也谈儒道,同样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说教,但他的唯物论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张却是很突出的。
“不平则鸣”出于唐代文学家韩愈《送孟东野序》一文。此文开宗明义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不平则鸣”是什么意思呢?
《现代汉语词典》说是“对不公平的事情表示愤慨”。
《辞海》在解释“不平则鸣”时,先引用了韩愈的原话之后说:“后指遇到不平的事,发出不满的呼声。”《辞源》的解释也大同小异。
这些辞书所解释的只能说是“不平则鸣”一词的后起意义。
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人们也往往以“不平则鸣”来阐释诗人作家的不幸和痛苦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并且把它与“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作为同一理论源流。这种阐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仍需略作辨析,以期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不平则鸣”的原意。
“不平则鸣”一语的原意是什么呢?
假如把“不平则鸣”单纯解释为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慨,则《送孟东野序》中出现了大量难以解释甚至矛盾之处。
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四“送孟东野序”条说:
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则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又云:“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乎”也。
洪迈认为,韩愈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文中却以唐虞时代的皋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等为“善鸣者”,这些人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难和“不平”扯到一起;而且文中还说“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等等,这就更谈不上“不平则鸣”了。洪迈认为韩愈所举之例与“不平则鸣”的说法不相符。
韩愈此文是否有矛盾,关键在于“不平”一词的内涵。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也就是说,“不平”是指人们的心灵处于不平静的状态,产生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狭隘理解。不过韩愈所说的“不平”并不限于人的感情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在钱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析。
“平”,是指平常、平静、平衡、平凡等;“不平”则是指异乎寻常的善,既可指事物受到压抑或推动,也可能事物处于发展变化,或充满矛盾的善。
总之“不平”所指甚广,并不指逆境。“不平则鸣”应是指自然、社会与人生当处于不寻常的状况之中,一定会有所表现。
我们还是以《送孟东野序》为例。就自然界而言,草木在平静状况下是无声的,但“风挠之鸣”;平静的水是无声的,但“风荡之鸣”;大自然为什么会“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是因为它处于一种推移变化之中。“四时之相推夺,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不得其平”就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变化而形成的。
人类社会也一样,当处于变革动荡之时,总是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物。这可以是盛世,如唐虞的皋陶、大禹、殷商的伊尹、周代的周公;也可以是乱世衰世,如“周之衷,孔子之徒鸣之”;“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可以“以道鸣”,孟子、荀子;可以“以术鸣”,如杨朱、老子、韩、张仪、苏秦;也可以以诗文鸣,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陈子昂、李白、杜甫。
韩愈认为孟郊是一个“善鸣”的诗人,但不知道老天爷是让他“鸣国家之盛”呢,还是“使自鸣其不幸”,不过不管哪种情况都不会影响孟郊的“善鸣”,所以劝他不必为处境顺逆而“喜”“悲”。在这里韩愈并不单纯强调“不幸”对于诗人的作用。为什么后来的读者理解“不平则鸣”往往偏重于不幸、愤懑这一方面的含义呢?这是因为孟郊本来就是一个穷苦的诗人,其诗多是贫寒之声,而韩愈对之也寄以深厚的同情。
“不平则鸣”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变革动荡的时代,容易产生伟大的作家作品;而作家的好作品,大都产生于不寻常(不仅仅是“不幸”)的生活际遇之中,毫无波澜的平凡或平庸生活,是难以产生激动人心的作品的。
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的时代为诗人提供创作的题材和动力,故往往产生感荡心灵的作品,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一个繁荣昌盛又比较自由的时代,也可以产生伟大的诗人作品来“鸣国家之盛”。中国古代的隆汉盛唐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就诗人创作而言,“穷而后工”固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当然穷而后不工的也大有人在),但达者只要不是过着平庸的、碌碌无为的生活,只要能敏锐地把握时代与生活的变化,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完全可以写出好作品。
春日里花园漫步,百花齐放一片姹紫嫣红,鲜花的颜色有深有浅相互映衬。
园中一片池塘绿波荡漾,疏影横斜,百花的影子与春水相互映衬。本诗后两句充分调动视觉感官,将百花的姹紫嫣红与春水的绿波荡漾相映衬,描绘出一片春意盎然的美好景象,再次点题,春游。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提倡过古文运动,提出的有关教育方面的观点,具有很多共同点,同时也具有差异性:
(1) 柳宗元与韩愈教育思想的共同点
①在人性观和教育作用上,二者都把人分为三个层次。韩愈根据“性三品”说,主张对中品的人,可引导他向上品靠拢,也可引导他向下品靠拢,这部分人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改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部分人又占社会的大多数。柳宗元也把人性分为三个层次,由于“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他认为教育就是要把“有贤人之资”的“中人以上”的人,培养成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的贤者。两者含有封建思想中命定论的观点,从天生不平等性来论证了教育的可能性和效果。
②在教师观上,两者都提倡尊师重道,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针对当时教师的待遇差,加上受佛学和玄学的影响,所以社会风气不提倡拜师交友的状况,他们对这种不良风气进行了批评,着重强调教师的关键作用。两者都将师道的观念付诸于实践中,在具体的教学中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2) 柳宗元与韩愈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①在人性观和教育作用上,韩愈主张“性三品”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个层次,情的品级也分三品,且与性的品级相对应。上品的人“动而处其中”,情感表现自然适度;中品的人“求合于中”,情感表现虽然有时候过分,但力求自然适度;下品的人“直情而行”,情感表现没有控制。韩愈认为“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从天生不平等性来论证了教育的可能性和效果。柳宗元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贤者”(或称君子),根据儒家传统思想把人分为三个层次,认为教育就是要把“有贤人之资”的“中人以上”的人;培养成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的贤者,柳宗元的教育目的是与他的“以德安民”的治国主张密切相关的。
②在教师观上,韩愈认为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辅佐之,把“道”作为衡量和选择教师的根本标准,认为可以师者,不在于其年龄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韩愈认为师生关系是平等的,应该“相互为师”,冲破了汉代重师法家法的旧框框。柳宗元继承了儒家教育的优良传统,提倡尊师重道,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提出“举世不师,故道益离”的观点,不重视教师就是不重视教育,不重视教育,就不能培养出合格的管理人才,没有合格的管理人才,社会就不能稳定。
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
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出身河东柳氏。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柳宗元遗族所建柳氏民居,现位于山西晋城市沁水县文兴村,为国家4A级景区。
韩愈在晚年因“谏迎佛骨”被贬之后,写下了一首七律名篇。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唐·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诗歌意译:早上进了一篇谏表给皇上,晚上就被贬到了八千里外的潮州。我的愿望是替圣明天子兴利除弊。因此我不惜拿这一副老骨头,赔上我余生去努力!
在旅途中回望家乡,白云缭绕秦岭,一眼望不到长安。大雪堵塞了道路,马儿也不肯前行。我知道你千里迢迢赶来是为什么,待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骨头埋葬在江边。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 (1)贾谊(前200-前168): 西汉政论家、文学家,雒阳人,世称“贾生”,有文《过秦论》、《陈政事疏》、《吊屈原赋》。 (2)韩愈(758-824): 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人,后人称韩昌黎,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师说》、《祭十二郎》等。 (3)柳宗元(773-819): 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世称柳河东,与韩愈并称“韩柳”,“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封建论》、《捕蛇者说》等。 (4)欧阳修(1007-1072):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庐陵人,提倡古文,为诗文革新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文《醉翁亭记》、《秋声赋》等。 (5)王安石(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文《答司马谏议书》等。 (6)苏轼(1036-1101):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与欧阳修一起参加诗文革新运动,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前赤壁赋》等文为其名篇。 (7)归有光(1506-1571): 明朝文学家,字熙甫,号震川,昆山人,“唐宋派”代表,有《震川先生文集》。 (8)袁宏道(1568-1610): 明朝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人,善诗文,“三袁”之一,文坛称“公安派”,有《袁中郎集》。 (9)姚鼐(1731-1815): 清朝散文家,字姬传,号惜抱,桐城人,工古文,与方苞等为“桐城派”代表,著文《登泰山记》等。 (10)梁启超(1873-1929):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新会人,主张变法,有《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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