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林开荒严重为了扩大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东南亚国家均采取了毁林开荒的措施。二战以来，东南亚各国的耕地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尽管各国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人均可耕地面积并没有下降多少，有的国家反而增加了。在1980－1996年期间，柬埔寨人口从640万增加到1027万，与此同时，人均可耕地面积从0.30公顷增加到0.37公顷；马来西亚人口从1376万增加到2117万，而人均可耕地从0.07公顷增加到0.09公顷。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东南亚各国耕地面积的扩大是以森林、湿地面积减少为代价的。菲律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用扩大耕地面积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在50年代上半期耕地面积年均增加3.45％，60年代年均增加1.3％。由于当时菲律宾农业生产率极其低下，以扩大耕地来增加农业生产，其效果并不十分显著，60至70年代粮食作物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7％，出口作物也只有2.5％。因此，在70年代以前，菲律宾的粮食未能达到自给。 长期以来，泰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是通过大量开发土地来实现的，是以森林面积锐减为代价的。耕地逐年增加，从1950－1952年的4140万莱增至1982年的9324.5万莱，1990年更扩大到14732万莱；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也从1950－1952年的12.3％，增至1982年的29％，1990年达47.4％，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60％。单季稻占了全部水稻的90％以上。与此同时，泰国的森林面积则逐年减少，从1975年的21800万公顷减至1992年的14574万公顷。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则从1951年的60％减至1971年的40.7％，1986年的30％，1995年更减至22.8％。除了森林商业砍伐以外，森林面积减少无不与耕地面积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

移民安置失当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人口和土地的矛盾突出。一是土地分配不均，大地主和庄园主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而大量的小农生产者只拥有少量的土地，佃农普遍存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曾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收效甚微。    这种毁林开荒，移民垦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南亚国家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对安置过剩人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新开拓的耕地多为荒地，如越南新开垦的荒地只有30％可以投入生产，产量相当低。从长远来看，对荒地和森林的过度垦植，会造成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在80年代，越南的许多地区，100％的土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属于流失严重的竟达80％－90％。如越南北部的山地由于植被遭毁，年均损失1至2厘米的沃土层，流失100吨至200吨泥土。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等国家的移民开荒也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耕作方式原始独立时的东南亚国家都是农业国家，技术水平低下，当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进入现代化时代，而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犁耕时代，以畜力耕作为主，人力耕作为辅，甚至一些国家的山区农民仍采用落后的刀耕火种和移耕的耕作方法。移耕，又称游耕，是一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是指砍伐并烧毁一片森林，种上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收成二三季或在地力减退后便弃地迁居他处。再砍伐森林，种上农作物。如此轮番砍伐和耕种，通常在10年到20年轮种一回。 在印尼爪哇岛以外的一些岛屿上，部族农民大都采用移耕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山区有90％的土地用于移耕，胡椒、烟草、咖啡、橡胶、椰子等大部分经济作物都是由移耕小农生产的。在80年代以前，印尼的移耕农业平均每年毁林20万至30万公顷。根据1979年的统计数字，由于移耕而毁坏的森林面积达4300万公顷。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等中南半岛国家，山区的农民和少数民族也大都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从事农业生产。老挝人口中约有35％至40％是少数民族，他们居住在山区，其传统的耕作方式就是刀耕火种。在80年代以前，老挝每年因山民盲目毁林开荒而烧毁的森林达10万公顷之多。老挝政府曾动员山民移居到平原地区，但并没有得到山民的响应。泰国山民的刀耕火种也造成了大量的森林和水源被破坏，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泰国北部的森林每年被山民毁掉10万至20万莱。泰国林业厅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于1956年至1957年通过空中拍摄的调查显示，喃奔和清迈府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和松林有67％被毁坏，昌莱府的原始森林有65％被毁坏。从卫星拍回的照片中发现，1973年至1977年间，泰国北部的森林面积从95842平方公里减到68588平方公里，减少了27254平方公里，即每年减少5.69％。这主要是山区农民刀耕火种的结果。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移耕农民人数也随之增长，移耕轮回的周期则日益缩短，对森林和土壤的破坏也日益严重。1987年印尼外岛从事移耕的农民将近200万户，移耕的土地面积约为2800万公顷。目前，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仍在进行。

森林开发过度由于经济的依附性，为了筹集外汇，克服国内经济危机和资金短缺的困难，还清外债，更快地发展民族工业，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出口本国丰富的资源，以换取外汇，进口粮食、工业品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但由于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加工技术落后，资源均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附加值低，这使东南亚的原材料大批大批地出口。世界上有25％的热带雨林分布在东南亚。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木材需求量的日益增加和价格的不断上升，东南亚国家大规模地开发森林资源，出口原木、珍稀木材及其它木材产品，以换取大量的外汇。印尼从1967年开始大规模地把森林成片租给伐木公司开采，几十年来，其森林经营许可证发得太滥。在马来西亚，州政府有土地利用权和木材砍伐特许授予权，地方政府发放木材砍伐许可证和木材加工证以增加财政收入。泰国从1968年开始把全国将近一半的森林分割成500多块租借地供人采伐。东南亚国家每年砍伐森林的比例较高，年均森林面积减少量逐年增大，印尼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60万公顷增加到1990－1995年间的108.4万公顷。与此同时，泰国从24.4万公顷增加到32.9万公顷，马来西亚从25.5万公顷增加到40万公顷，菲律宾从9.1万公顷增加到26.2万公顷，缅甸从10.2万公顷增加到38.7万公顷。可见，与90年代以前相比，90年代上半期这些国家的年均砍伐量大多都增加了1倍，有些国家甚至增加了2倍。近年来，世界上6个森林减少最多的国家中就有4个是东南亚国家，它们的年均砍伐率是：泰国515300英亩、缅甸400500英亩、马来西亚396000英亩、菲律宾316100英亩。    森林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其生长周期却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国家，追逐利润的跨国木材商和造纸公司、急于还清外债的政府以及想尽快脱贫的农民，在大量砍伐着森林，但森林的恢复和植树造林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森林的恢复速度远远赶不上砍伐森林的速度。由于各国政府对森林资源管理不善．使森林砍伐过度，从而导致森林面积逐年减少。印尼人口事务与生活环境国务部长埃米尔・萨林在1979年接见记者时说，“坦率地说，我们当时就是为了筹集外汇，顾不上植树育林问题。印尼开发中的错误，是从政府1967年颁布的森林基本法就开始存在了”。 移民垦荒、毁林造地、扩大耕地面积、耕作方式落后和大规模的商业性森林开发使东南亚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印尼、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缅甸、马来西亚为66％，只有越南、菲律宾、泰国不到50％。到1995年，这些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已大大下降，柬埔寨降至55.7％，缅甸是41.3％，马来西亚是47.1％，印尼是60.6％，泰国是22.8％，菲律宾是22.7％。由于木材资源的日渐减少，林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下降。泰国到90年代已从一个木材出口国转变为木材进口国，林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1年的5.1％，下降至1985年的1.3％，1990年更降至0.3％。菲律宾林业产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70年代开始一直呈下降趋势，1993年降至0.3％。

化肥农药滥用

由于技术落后，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物质需求，除扩大耕地面积外，东南亚国家还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以提高单位产量。原东盟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绿色革命”，除了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灌溉设施的投资外，还把增施化学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作为提高产量的重要举措，这曾使东盟国家的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却带来了环境问题。在七八十年代，菲律宾大力鼓励农业增加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量，1972年，菲律宾政府制订了全国规划，由国家按补贴价格将化肥供给农民，其中用于粮食作物的肥料，定价标准比用于出口作物的肥料低45％。80年代中期，印尼政府的农药补贴占农用化学品费用总额的50％以上，而最大的农业补贴是用在化肥上面，从1978年到1987年，化肥施用面积每年增长12％，TSP施用面积每年增长17.7％。从1985年开始，实际化肥补贴比农业和灌溉开发支出的部分还要多。1980年政府对化肥的补贴预算总额超过1250亿盾（6800万美元），而到1988年实际财政补贴超过1万亿盾（5.5.亿美元）。印尼能从一个主要的大米输入国到1984年成为大米自给国，这主要归功于政府实行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等措施的农业绿色革命。泰国的农业之所以发展较快，除了扩大耕地面积、提高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外，提高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每公顷耕地施用化肥量由1980年的18公斤增加到1990年的42公斤，整个20世纪80年代化肥施用量年均增长15％，年进口量为220万吨，1990－1991年化肥使用量达104万吨。越南也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以增加农业产量，每年需用农药量从1959年的100吨增加到1978年的2.2万吨。80年代以来，越南加大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从1986年前每公顷使用尿素27.9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84.4公斤。合作社对农药的保管和使用很随便，农药浓度往往超标两三倍甚至十倍。    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的大量使用，虽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农业产量，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化学物质使用于农业生产，造成环境污染。一是使土地肥力下降。在全球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最近45年，全球耕地面积的17％已有某种程度上的退化，其中11％严重退化，这些土地面积相当于中国和印度面积之和。土地退化面积有28％是由于有害的农业操作，如过度施肥、欠缺排灌、忽视休耕等。二是病虫害增多。杀虫剂在使用一段时期后，由于昆虫繁殖、变异极快，不久就具有了抗药性，于是就需要更多的不同的化学杀虫剂。这些化学药品还因杀死鸟类而增加了害虫的数量。印尼在80年代早期，由于杀虫剂的大量使用，结果褐色蝗虫因天敌灭绝而数量大增，导致印尼1986年虫害成灾，水稻严重减产。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1985年3月下令禁止使用57种杀虫剂中的56种，以帮助水稻产量恢复到大量使用杀虫剂之前的水平，1988年取消了每年耗资2000亿盾（约1.1亿美元）的农药补贴。三是对人类的健康造成损害。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残余，化肥使用后残留的高浓度硝酸盐和磷酸盐，以及因灌溉在土壤中积累的盐，不仅渗透到土壤和水中，而且还会残留在粮食和蔬菜上，有损人类的身体健康。有毒化学制品的主要健康风险是癌症，而恶性淋巴肿瘤的形成可能要20年。如染色体的主要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受损，将会给下一代带来先天残损。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50万至100万人因杀虫剂中毒，其中有5000到2.6万人死亡，至少有一半中毒者和75％的死亡者是从事农耕者，大多数发生在欠发达国家。1993年，菲律宾国际大米研究所（IRI）――一个帮助东南亚传播绿色革命的农业研究组织的研究也发现，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不再增加大米产量，且在那些操作的农民中产生了健康问题。

【题目】东南亚农业发展与环境问题 【类词】2002;亚洲;农业经济;环境 【正文】 农业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东南亚国家粮食、工业原料、就业机会、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然而，东南亚国家的农业开发中使用的扩大种植面积、移民垦荒、增施化肥农药、开发森林以及刀耕火种等生产方式，虽然使农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却带来了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 一、东南亚农业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 东南亚国家之所以重视农业发展，与其经济依附性、人口压力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的依附性。东南亚国家除泰国外，在二战以前均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长期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不仅造成东南亚资源不断减少，而且使该地区的经济畸形发展，工业落后，农业种植单一。东南亚国家取得独立后，这种单一的、畸形的依附型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一是原料出口国的地位尚未根本改变，出口的初级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一些可再生资源如农产品和木材，也是以大量消耗国家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为代价的。二是东南亚国家在金融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仍未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连续提高利率，使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猛增。由于债台高筑，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出卖宝贵的自然资源来还债。三是长期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粮食不能自给，靠出口经济作物和资源来换取粮食。 人口的压力。二战以来，东南亚各国的人口增长很快，从1960年的1.95亿增加到目前的5.11亿。从1960年至1998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增长了1倍以上。老挝1998年的人口是1960年的2.77倍，菲律宾是2.74倍，马来西亚是2.7倍，越南是2.54倍，柬埔寨是2.32倍，泰国是2.31倍，印尼是2.17倍，新加坡是1.93倍。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对食物、住房、教育、卫生保健、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占用等形成持续不断的高需求。 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物质的不断需求，发展民族经济，增强国力，东南亚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大规模开发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开采森林资源，扩大出口创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农业开发措施使用不当，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二、采取的应对措施 东南亚国家农业发展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的普遍关注。东南亚国家已采取有关应对措施，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措施主要有： 一是减少和停止原始的耕作、无周密考证的移民垦荒。泰国、缅甸、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重视山民经济的改造，指导山民掌握农业知识，建立永久性农田发展替代种植，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老挝政府于2001年确定的2001－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2020年奋斗目标，已明确了在今后几年内要消灭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停止没有经过周密考证的移民垦荒。如越南近年来实施定居定耕的移民政策，移民点均要经过认真考证，将经常发生洪水、泥石流地区及贫困山区的居民移迁到新经济区。 二是禁止非法砍伐，鼓励植树造林护林。面对森林面积的不断减少以及所带来的严重环境后果，加上国际社会的压力，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老东盟国家自7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限制砍伐森林和木材出口，实施造林计划，建立森林保护区。印尼政府自70年代中期即实行限制原木出口、鼓励发展木材加工业和植树造林的政策。印尼政府以课税的方式来限制原木的出口，规定每出口1立方米原木课以25.5美元的出口税、13美元的出口许可费，加上各地区制定的重新绿化费等，每出口1立方米的原本所支付的费用约为50美元。菲律宾1974年开始实施《森林改革法》，鼓励发展国内木材加工业，规定进行选择性伐木和造林，1986年禁止原木出口，1989年又禁止出口锯木。1978年马来西亚政府也制定了保护森林政策，限制原木的产量和出口量。此时，泰国政府也开始实行了造林计划，政府和公司合资有计划地进行伐木和造林，1990年森林采伐受到禁止。越南1991年禁止原木出口，1992年又宣布禁止所有木材出口，但这一禁令不适用于农业部和林业部，这两个部门仍可以继续出口和转运木材。越南近年来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工作从1999年开始实施“500万公顷造林计划”，造林护林已取得成效，到2000年底，森林覆盖率达33.2％。 三是发展生态农业和生物科技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开始了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和试验。1982年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协作研究机构――东南亚大学农业生态研究网。新加坡是典型的城郊农业，注重农业科技的研究与开发，用生物科技来发展农业。菲律宾在70年代就开始实行生态农业的实践，建立生态农场，以马雅农场较为典型。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变废为宝的封闭循环和应用生物之间的生产、消费、分解关系，禁止或减少外来能量（化肥、农药、生长剂）的投入，通过“清洁生产”来生产“健康产品”。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30年前就培育出了点燃绿色革命火种的“神奇水稻”品种。该研究所目前正在考虑将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应用于食物的生产，既可提供健康食品，又可节省土地和水资源，减少耕地退化。马来西亚目前也开始重视生物科技农业的研究与开发，强调高增值产品的发展，如知识密集型食物加工产品和与健康有关的、具有安全性和环保性的生物科技产品。现在，利用生物科技发展农业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新兴产业，该国已经建立了对胡姬花和香蕉进行组织培养的生物工业、油棕的组织培养业。 四是控制人口的增长。为了缓解快速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就业、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压力，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实施家庭计划，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东南亚国家的生育率已有所下降，到1998年，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新加坡是1.5个，马来西亚是3.1个，印尼是2.7个，菲律宾是3.6个，越南是2.3个，柬埔寨是4.5个，老挝是5.5个，缅甸是3.1个，泰国是1.9个。虽然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已下降，但是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仍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减少对经济和环境的压力仍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课题。 东南亚国家尽管已采取了减缓农业发展造成环境退化的有关措施，但是，由于经济、社会、政府等方面的原因，保护环境的成效并不乐观。虽然禁止原木出口和非法采伐，但是执法不严，收效不大。为了增加外汇收入，有的国家政府下令禁止了，随之又放开，如老挝政府于1991年8月禁止一切采伐活动，但1992年又取消了禁令，向几个外国公司租让了伐木权。缅甸于1988年宣布禁止砍伐森林，但该国政府后来又同几家泰国公司签订采伐木材的合同。印尼虽然限制出口原木，但是，几十年来，印尼以扩大木材产品出口作为其经济的增长点，开始是出口原木，禁止原木出口后，又出口木材产品。目前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国，胶合板产品成为该国的非石油天然气产品中仅次于纺织品的第二大出口创汇的产品。据官方统计，1999年印尼有105个胶合板工厂，1701个锯木加工厂和6个造纸厂，胶合板出口创汇总计达85亿美元。这些胶合板和造纸厂，均以木材为原料，胶合板、纸浆的生产和创汇越多，需要的木材也越多，砍伐森林就越多。。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水质和土壤也带来了新的污染。由此可见，如何减少农业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仍是摆在东南亚各国政府面前有待解决的课题。（njdk212）